全媒体时代下法制期刊的融合创新

　　在进入全媒体时代之后，传统期刊的发展面对着更多的挑战，同时也面对着更多的机会。那么，法制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进行发展呢？情况下面的分析

　　一、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影响期刊业态转型

　　所谓全媒体，是通过数字化的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条件，将各种媒介实现深度融合。其特点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先锋，实现全方位的融合、形成系统的组织和高程度的开放，以互联网思维渗透人们惯常的阅读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从而改变当前的社会结构空间。

　　据最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分析，“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手机端即时通信使用保持稳步增长趋势，使用率为91.2%。”可见，较2013年年底，2014年全国的手机网民增长速度在呈爆发式的上升，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浏览网页、订购产品、阅读视听已逐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新兴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同时也对传统的媒体传播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集中围绕新旧媒体的融合展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明了传统媒体的发展路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从期刊编辑加工的过程来看，新兴媒体技术主要是通过改变“复制”这一环节，从而引发在信息加工、阅读终端营销模式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化。纵观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印刷技术还是新兴媒体技术，它们改变出版业发展的核心，都是在“复制”这个阶段——印刷技术催生出版业的兴起和繁荣，21世纪的新媒体技术则颠覆了传统出版业的发展模式。新媒体技术的特点是在满足不同阅读终端中利用新科技进行个性化的“复制”，从而突破时空与媒介限制，极大地增强了传统媒体的新闻采编能力和制作传播方式。

　　与此同时，新媒体的高度互动性，不仅促成了信息呈多角度、多层次的扩散式传播，同时也解构了新媒体的传播者与受众的单向度的传播模式。目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渠道，使信息在网络平台相互流动，产生叠加的社会效应。比如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可能在信息传播流动中成为全国性的议题甚至国际性的议题；一些个别的案例、个别的现象在信息传播中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引发各界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讨论。而产生这个叠加、扩大效应的过程历时可能仅为一天、或者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就达到爆发的态势。可以说，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衍生、聚合、裂变和扩散，从而促成了“全媒体”的发生。而这是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传统媒体的转型关键则是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将信息有效传达终端并获得空前的社会效应。

　　另外，新兴媒体由于是集信息技术、新闻传播、影视艺术、市场营销等专业于一体，具有典型的“跨界”特征，所以对新闻采编能力的要求也具有高度的复合性，既需要具备通信工程、人工智能开发的技术基础，又要有平面艺术、视听艺术的创作能力和软件操作技能，还要具备现代传媒的市场运营和管理经验。

　　但是，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信息的传播”，技术——印刷技术或者新媒体技术只是传播的工具，不可能替代内容。新媒体技术它扩大了媒体传播的信息量，丰富了信息的内容，增强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它解构的是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并非信息本身。所谓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仍然必须要以内容为核心竞争力，去思考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来重构信息的传播模式。总体上需要实现三个方面：一，对海量的信息需求结合新媒体技术进行编辑加工；二，运用新媒体技术扩大期刊的社会效益；三，在销售终端上实现有偿供给的赢利模式。

　　二、法制期刊更需要运用新媒体技术坚守并扩大社会效益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不断推进，公众的关注点也得到了拓宽和延伸，关注的内容正逐渐从以往的纯娱乐为主转向时事政治、公权力，对贴近民生民权的热点事件更加敏感，同时，公众也越来越习惯随时随地通过虚拟社区、网络论坛、在线聊天、自媒体、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言论，表达意愿。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化全媒体正在全国公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在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集中围绕新旧媒体的融合展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这为传统媒体的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法制期刊从出现伊始就肩负着面向全体公民深入浅出地普及法律知识，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的重任，新兴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如何以传统媒体的优势和特色为基点，挖掘优势，扩大法制期刊的社会效益，则应是新媒体环境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网站的功能和纸媒的融合。与许多大众时尚期刊相比，法制期刊的网站建设均较为滞后，目前虽然许多法制期刊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但是从网站所承担的功能而言，却并未起到实质性的效果，没有真正反映出作为新媒体的业态特征来。一般而言，期刊网站需要承担至少两方面的功能：对外平台功能和对内整合功能。所谓对外平台，即为杂志的门户网站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在网络上向读者推荐该杂志，让读者更为快捷地了解该杂志的内容特点，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在网络上与读者进行互动。也就是说，网站的对外平台功能不仅要做到对外展示的功能，还要有与外互动的功能。所谓对内整合功能，是指将期刊社的整个运作作为自动化办公平台，是将公告、通知、考勤、工资结算、作者库维护等日常管理事务搬上网络，从而大大简化办公流程，提高办公效率。而要成功建立期刊门户网站，在设计之初需要一种“同中有异”的设计理念。所谓同，即网站与纸媒两者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所谓异，就是需要网站从纸媒裂变出来，以新媒体的业态规律呈现出不同的传播内容。法制新闻涉及的不仅是新闻，更重要的是法律与社会，因此，在网站栏目设计上可以借鉴传统编辑理念，对网站上披露的法制新闻内容进行编选，有针对性地开设在司法实践中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邀请权威法学界人士阐释解析，从而实现与读者和网民的互动，结合法制宣传和教育扩大杂志品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法制期刊网站在设计上还可结合杂志的核心办刊理念，重点突出核心宗旨，无论是在内容编排、栏目专题还是网站美工上能凸显杂志的核心竞争力。比如由上海市检察院和中国检察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检察风云》杂志，其核心办刊理念是“廉政文化”。因此，在网站建设方面可重点突出“廉政”，从新闻动态、法律政策解读到社会反思、学术争鸣以及编辑与读者互动各个环节都可将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贯穿始终，从而塑造杂志在“廉政文化”方面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第二，杂志的平面社会效益向立体化方向发展。所谓纸媒向新媒体转型，并不是以开通了网站或手机版的杂志为标准，而是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平台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将纸媒的平面社会效益向立体化发展，实现多媒体的辐射和覆盖，更大更多地满足受众的愿望和需求。在牢固纸媒的价值基础上的同时，以更有效地营销手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销售出去，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例如，选取社会影响较大、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案件，与电视台合作，通过新媒体app、微信、微博的互动平台，进行法制互动报道。从案件本身到案件背后的法理分析，进行纵深度的发掘，不仅保持了新闻的热度，还能在新闻挖掘中延续杂志的影响力和渗透性，使法制理念同杂志品牌深入人心。不仅如此，法制新闻期刊还可依托主办单位的优势，开设法制警示教育基地，通过组织读者参观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把杂志媒体这个小舞台同社会的大舞台贯通联合，从而扩大法制宣传的规模，实现立体效益。就目前而言，全国司法机关都或多或少地开设了警示教育基地，总体内容上包括教育的宗旨与使命、惩治与警示、预防与成效以及合力与创新等。 当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可以组团参观时，可由杂志社安排专人进行专业讲解。从而更大程度地延伸了杂志的法制宣传规模，把法制的理念从平面走向了立体，让大众能切身感受到法制的教育，深化法治文明的传播，强化期刊媒体的社会效应。

　　此外，还应深度利用新兴媒体技术，整合法制数字化平台，将法学（法治）类期刊的资源与电子传媒相结合，建立法治联合网，扩大法制期刊群的影响面，同时将不同形式的传播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基地，更为读者和用户带来多样化、个性化、数字化的体验与服务。

　　第三，新媒体的广泛覆盖扩大公益广告的有效传播。作为以宣传法律知识、弘扬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法制期刊，社会公益性是始终不能放弃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在市场化运作的当下，纸媒变得越来越“寸金寸土”，一般以整版地刊登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广告也逐渐淡出。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杂志之所以存在，其根本的意义应该是最大化地来实现媒体的社会效益，承担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责任感。而且社会公益与市场利润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只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新媒体的出现就是一个新的契机，由于它突破了传统纸媒的“版面限制”，加上本身所拥有的便捷、开放扩散型的传播方式，决定了杂志公益广告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不限量、不限时以及更迅速、更广泛的优势，从而不仅解决了纸媒整版刊登公益广告所产生高成本，而且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的需求，让公益广告在纸上、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在任何一电子产品上都得到了有效传播。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公益广告的内容上注重选取与杂志理念一致的内容，就又会反过来提升杂志的影响力，达到相得益彰的传播效果。

　　比如期刊社的办刊核心理念是“弘扬廉政文化”，那么，我们在广告的设计中就可选用“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民心是镜”等充满中国古代文化寓意的典故去比喻清廉，倡导廉政，让读者在欣赏公益广告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接受杂志引导的“弘扬廉政文化”的价值导向，凸显期刊廉政文化倡导、法制文明传播的宗旨。

　　同时，由于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不仅让期刊的公益广告发挥了公民道德教育功能，也吸引了公众对廉政与法治思想的思考，从而产生出对纸质期刊的浓厚和广泛的兴趣来。常言道：德同而相聚，志同而道合。

　　公益广告不仅体现了杂志对社会的一种担当精神，同时也因为体现出的这种社会担当吸引了同样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读者，汇聚到我们这里来关注我们的杂志，成为杂志的忠实粉丝。可以说，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不仅扩大了杂志公益的传播途径，而且带来了杂志品牌的提升，和杂志影响力与凝聚力的实现。

　　三、法制期刊的未来出路：建立法制产业链的“新组合”

　　推进媒体融合还意味着要以新兴媒体建设为载体，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并适时引入战略型的投资者，从而破解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转型发展中存在的资金匮乏或融资困难等问题。随着数字媒体的不断成熟，广告商纷纷开始把预算更多地投向了数字媒体，这无疑就意味着数字媒体的互动、社交、分享以及大数据等多元化的营销新模式，已经对传统媒体的单一、标准化的广告产品模式发起了挑战，新媒体的数字技术所拥有的巨大潜力空间必然会催生出一种新的期刊产业链的重新组合体。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提出经济学领域的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

　　也就是说，新媒体时代下期刊的创新发展，比拼的并不是高新尖的技术，或者充足的资金流，也不是强大的营销团体，而是谁能够拥有综合利用媒介、整合媒介资源的能力，“新组合”才是期刊创新发展的未来出路。

　　尤其是法制类的专业期刊，更是要强化法制媒体所拥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将掌握的大量资源，通过数字化的媒体创新，集合资源，进行产业链的重新整合，打造法制服务的产业链的整合营销平台，深挖营销资源，为人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提升服务的价值链，从而实现资源的货币转换。

　　比如，一个好的案件报道很有可能为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提供经验指导，如果能让这些好的经验报道内容获得更广泛的分享，让更多的司法人员能随时随地方便检索，这就需要依靠数字化新媒体技术，对这些庞大的数据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将司法工作同新兴媒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把信息内容通过技术平台、数据挖掘等方式，实现人与信息的有机结合和互动，从而不仅方便读者的信息取阅，同时还能准确定位和掌握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以实现联合出版、多元营销等新经营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充分采用文字、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传播媒介信息，联动期刊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微博、微信、手机等各媒体平台全方位融合，通过统一平台，实现所有信息的“一次性无缝采集”，并对各种信息资源的统一全方位的发布; 同时在高度开放中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全媒体传播形态。

　　总的来说，法制期刊在新媒体的环境下要注重建立起自己的新媒体战略，在处理好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下，建立有效的信息分享机制，并通过期刊之间的合作实现新媒体的转型，从而使法制期刊有新的发展和飞跃。

　　由此可见，法制期刊与新媒体进行结合，打造产业链的发展路线将是大势所趋。更多杂志广告代理请继续关注广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