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大众生活报》改版两周年的时候，一桌酒局只有很少人参加：总编辑、执行总编、一位中层、几个行政人员。他们尚且是这张报纸的“守留人”。但过不了几日，这些名头前面会加上两个字：前任 在5月25日，这强颜欢笑的酒局上，“历史的今天”被数次提及，带着回忆的欢乐与现实的苦楚，啤酒夹杂着高涨的情绪，嘴里伴着叫嚣与哀怨，像这张在垂暮中挣扎的报纸一样，一切尚有生机，但光鲜早已不在。 两年前的这一天，陕西华商集团再次进军天津，开启了低成本运转4年的《大众生活报》，刊号由日报改为周报。他们招兵买马，组建团队，将所有的雄心壮志押宝到一个数年前失败的报纸上，并使出浑身解数跻进天津报业市场的夹缝中。一切看似成功，但失败转瞬即来。 21个月后，华商集团突然宣布退出天津，《大众生活报》刊号保留，开始“再一次”的低成本运营。 一消息 沉睡的风吹进楼道，无人办公。 上午10点，楼里有行政人员在搬运办公设备。商业新闻部的房间里放满了电脑，各种旧报纸和杂志堆在门旁，有人小心翼翼地在里面翻找，拿起一些看似有价值的刊物，收好。 九点半，新闻中心主任郝博闻接到电话，通知部门内所有员工10点到友谊路北方人才市场开大会。通知是口头传达，尽管所有人都已经预料到“今天会出什么事”。但接到通知后，办公室里还是略微“骚乱”了一下。 碰头会随即解散，是否出报的问题悬而未决，新闻部的员工只是被要求“稳当住”。 10点的大会开了1个多小时，华商集团从西安总部过来的领导下达了对《大众生活报》未来去留的决定：报纸未来只留二十个左右的版面，留下十余人留守进行低成本运作，其余人员遣散、赔偿。但现场参加会议的员工认为，“更多的是务虚。” 这基本宣告了《大众生活报》的“死刑”。尽管在友谊路4号那幢四层小楼里，“死刑”的消息已经谣传了近两个月——一开始还只是中层之间的小道消息，但很快就扩大到整个报社的员工。 “你怎么打算？”会后，这个问题显然比“下一期还做什么选题”更值得探讨。 首先开始头疼的是中层。因为他们还要组织团队一直正常出报到5月10日。“但显然”，新闻部主任郝博闻说，“员工不可能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稿件上了。” 拧成一股的绳子很快散开，楼道里的空间被各种纸箱子占据。有人在收拾东西，原先打理好的过期《大众生活报》散乱在地面——它们被迅速收拾好，又被迅速打乱。 不断有人从故纸堆中寻找自己以前做过的报道，这些过刊在先前看起来一文不值，但现在，它是每个人手中的救命稻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报纸将成为简历，代表着这家报社记者的水准，或被认可，或成为无用的旧历而被再次抛弃。 “最后一期未缩版的报纸，几乎是在空转情况下做出来的，但所幸没有人抱怨，还算顺利。”郝博闻说。这位新闻部主任，在接到通知后开始着手和部门的4名员工谈话。话题的范围也是集中在“今后怎么办”上。 新闻部是《大众生活报》负责采编的主力部门，记者的素质大多值得称道。郝博闻并不担心他们的未来前途。实际上，在“死刑”到来之前，部门里已经有3名员工先后离职，进入天津的其他媒体。 “能坚持下来的，有很多理想主义者。”他说。 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理想主义在这家报社仍没有破灭。比如大量可供员工阅读的杂志，即便在报社“留守”的时期里，仍然供应充足，杂志可以随便翻阅，记者之间会经常讨论不同的报道方式和新闻源。而且，即便是那场宣判“死刑”的大会召开后数天，一些员工仍然抱有“可能会死灰复燃”的心态。 这种心态和“未来在何方”并存，成为一个虚化的矛盾体蔓延在报社里。一方面，所有人都在为新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更多的人还沉浸在“不可能就这么完了”的幻境中。 “走与不走，是个问题；留下来做什么，也是问题。”疑问的不断扩大化，最终形成了谣言。在4月22日员工签订离职合同之前，“报社可能会卖给其他媒体”的消息在口耳相传。 虽然到现在，《大众生活报》还属于华商集团，但在非离即散之前，任何一个小道消息都足以在本来就不稳定的员工心态中造成轩然大波。 “那时候任何消息都足以对你未来的决断造成不小冲击。”郝博闻说。 最后，少数的员工留在了报社，包括几名受到《劳动法》保护的孕妇。而其他人则自寻其路。郝博闻选择离开，因为“华商做事太绝”，也因为“《大众生活报》两次失败，基本不可能涅槃”。 二没有天花板的屋顶 《大众生活报》是在上一次失败后涅槃——然后再一次倒掉。 2004年，在都市报市场上“战无不胜”的陕西华商集团进军天津，当时拿到的刊号就是《大众生活报》，雄心勃勃的华商集团想在天津做一份大开行日报。 当时天津的主流都市报《每日新报》正如日中天，《今晚报》也依靠着庞大的发行量雄踞市场。这两份媒体占据了天津人早晚的阅读生活，也垄断着广告份额。 华商想凭借自己多年办都市报的资历，挤进这片肥沃的市场。华商想复制其狼性文化，在天津市场上以经营为先，强势进攻。 2005年6月，当第一批华商媒体人还没看清天津的全貌，就在仓皇中行左转右，最终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势，退而求守——像今天一样留下不多的人，开始漫长的低成本运营。 《大众生活报》虽然昙花一现，却给天津媒体市场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位天津资深媒体人回忆，当年由于《大众生活报》出现，造成了天津各报媒体记者都神经紧绷，“每天对比《大众生活报》新闻成了例行会议。”他说。 那一次华商集团虽然走麦城，却并未打击占领天津报业市场的信心。《大众生活报》惨遭失败，但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年轻的“天津华商人”被分配到集团其他地区的媒体工作。他们有些是《大众生活报》涅槃后的主力军——几年后，将在未知中经历第二次失败。 “2005年的散伙饭，很多人都抱在一起痛哭。”吴彦说。她是2004年第一批《大众生活报》的员工，同样也经历了报纸的第二次失败。 “如果有一天能够再做《大众生活报》，第一期报纸一定要做‘寻找大众人’。”这是那次席间吴彦记忆最为深刻的话。 2005年，被“雪藏”起来的《大众生活报》卧薪尝胆在市区里的一个写字间。像今天一样，报纸还在继续出，只是印量很少。 “甚至当时还有好稿点评”，吴彦说。当时，整个《大众生活报》也不过十几个人，吴彦觉得它是在等一个东山再起的契机，而其他媒体则认为，华商集团早晚会再次“亮剑”天津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2008年6月，这个时间到了。虽然经济危机大背景让《大众生活报》的复出看起来并不是怎么靠谱，但在动员会上，新任报社的总编辑还是提出了两个让人听起来让人“有些热血沸腾”的概念：逆势上扬、没有天花板的屋顶。 “没有天花板的屋顶，大概是指没有什么新闻不能做，没有什么不能想”，郝博闻解释了这句话更深层的意义，“比如人生，没有天花板，就是有底线，但没有上线，更高一层的境界。” 吴彦也对这句话记忆犹新，除此之外，她还无法忘却再一次进入《大众生活报》时的情景。 2008年6月，《大众生活报》改版后大批量招人时，吴彦和其他“大众人”一样，在离开的三年里，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当时仅仅是看到“大众”两个字都会怦然心动。”那之后，吴彦辞职，再一次踏进《大众生活报》的报社门槛。 那时，报社地点还在云南路森淼清华园高层的一个4室单元，复出的第一份《大众生活报》就在那里制作出来，一共64页，耗时一个星期，8个人制作——不分黑夜白天。 “我还记得，我们的主编干累了，就蜷着身子睡在地上，打一个盹起来，再继续干。”吴彦回忆，由于当时办报的条件十分艰苦，人手不够用，以前在《大众生活报》做美编的同事都会赶过来免费帮忙。 最让人头疼的是，改版初的《大众生活报》还没有自己的印刷部门，“只好拿去沈阳印刷。”正式发行那天，几个布满黑眼圈却精神抖擞的年轻人大半夜跑到火车站为新报纸“接生”。 对吴彦来说，第一份报纸制作的并不好看，“但是大家就像看到一个期待已久的孩子出生一样，欢喜若狂。” “全心全意为天津人民服务。”这是《大众生活报》改版上市后打出的刊物口号。现在看来，它质朴，充满理想主义的纯真，并且以一种低调的姿态开始了充满磕绊的运转。它也开启了天津新闻的新力量，口号里带有的革命性质，让天津人看到了另一种的新闻写作。 而“没有天花板的屋顶”这句理想主义者的宣言，在其后的年月里拌合着报纸的命运，以一种戏剧的方式照进现实——最终，《大众生活报》的天花板还是倒塌了。 三变数 郝博闻是在2008年9月来到《大众生活报》的。“当时的新闻部还不是很成熟。”他的到来，给报纸的新闻增添了一些新的空气。 在他的带动下，新闻部开始刮起“学习风”。由于当时部门的记者大多是大学毕业生，接受的教育也都是传统的“八股文”，所以必须有“新鲜东西出现才行”。 这种调整与改变，在日后的一段时间里为新闻部提供了良好的采编空间，由于不接触经营任务，新闻部成了写作者的“天堂”。 2009年年底，《大众生活报》进行了第二次改版，新闻纸改铜版纸，写作模式进一步确定，并相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新刊印出来后，反应很不错，当时很多报社的员工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做的。”郝博闻喜欢那个时期的《大众生活报》，好像那时真的是“没有天花板的屋顶”。 “你可以想很多事情，然后去做。”他说。 当一切看起来步入正轨时，整个《大众生活报》报社也在经历着种种“变数”——制度的调整与人员的改变并存，部门整合又打乱，绩效指标继而三番五次地重写。实际上，在两年的时间里，《大众生活报》一直纠结于各种变数。这恰似过山车一样，员工在不断的变化中经历各自命运的高低起伏，最终停下时，游戏结束了。 2010年，风暴的端倪出现了。年初，一位负责采编的副总辞职，原因是“回家照看孩子”。但在员工的眼里，“照看孩子”显然只是托词，不想应对更多的变数才是离职的真正原因。一些细心的员工后来回忆，这位副总在2009年年末就购置了移动硬盘，把在单位工作的一些文件考走。 一位大众生活报的员工回忆：“变数是因为调整经营模式，实际上经营一直是大众生活报的软肋，两年里，报社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包括网站和在滨海设立分站，分流了大量的资金，给本来就不好的经营状况雪上加霜。” 吴彦在报社里曾经因为变数被调整了数次。她一开始在新闻部，后来又去负责经营，最后又莫名地回到新闻部。变数给她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归属感。“调令一来，一切都变了，以前的工作几乎白做”。 像这样在报社内部“四处为家”，《大众生活报》的很多员工都经历过。风雨摇曳的状况像一场实况转播的赌博，谁也不知道骰子的下一个数字是什么，一切是未知，有惊喜也有残酷。 也是在2010年初，因为天津市场经营压力太大，《大众生活报》再一次调整了方向，把广告的重点转移到北京。同时，原先的“为天津人民服务”的口号也转变成“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指导报”。 1月底，任博被调到北京记者站工作，他也是新闻部的员工。北京分站成立时，真正跑新闻的记者，只有他一个。“当时报社在北京提供了住宿，采访来回的路费报销也很及时，每天还提供几十元的补助。”任博比较享受那个时候，因为“有更广阔的采访空间。” 但仅仅三个月，任博就回到了天津。因为变数，北京的分站成了《大众生活报》最为“短命”的部门，它的关闭和这家报社几乎是同时，一起宣告结束。 四结束 离开《大众生活报》的最后一个星期，吴彦翻开厚厚一摞电话簿，逐一给曾经约稿子的专栏作家打电话，交代《大众生活报》目前的状况，并和她们说“对不起，约稿结束了”。 版面大量缩减，吴彦负责的文化专栏版在一个星期后也要停掉，最后的稿子在结版3天前已经传过来，吴彦剩下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专栏作家做稿费结算、签字。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星期，任博计划制作“芙蓉姐姐”的人物采访。他与芙蓉姐姐的经纪人联系了多次，都因档期的问题没有成功，直到可以面采到“芙蓉姐姐”时，他已经无法使用《大众生活报》的名片了。 这是任博离开《大众生活报》前最大的遗憾。5月，当最后的变数出现前，这位《大众生活报》的员工离开了他工作一年多的地方，前往其他的媒体谋职。 各个部门陆续有人主动离开。房间开始沉睡。去向的问题大多解决，只是大家都在不厌其烦地打听彼此的去向，有人唉声叹气，有人沉默不语。 吴彦说，她是打了电话办理离职的，撂下电话后有点后悔，“毕竟从24岁起，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纠缠在这份报纸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宣布“死刑”的会议之前，报社的高层领导曾经叮嘱员工“不要有情绪的太大波折”。“但最后，很多员工还有有一些逆反，对于华商集团的逆反，因为报社的经营在4月已经出现转机，但集团还是把报纸停掉了。”郝博闻遗憾地说。 吴彦最后还是出现在4月22日《大众生活报》办理遣散手续的现场。一天之后，她来到新的工作地点。新工作对于她来说，“早就有所准备。” 吴彦有时候，还会和别人提起自己是“大众人”。“如果以后大众生活报真的能够再一次面世，无论我们人在哪里，心里都会非常高兴和自豪。” 但她也觉得多人都回不去了，吴彦已经30岁，不可能在像以前一样经得起奔波了，“我需要的是一份稳定的长久的工作。但是工作之余，我们都会偶而地想念一下以前在大众的日子，那一段经历和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在郝博闻眼中，《大众生活报》是天津第一份做得深厚的周报，并已经逐渐的被人们接受和认可。作为外来媒体，它的产生和壮大为天津媒体产业带来一些新的血液。 “但很可惜，最后结束得太快”。郝博闻说。 本站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如有涉及作者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或删除。感谢所有提供信息材料的网站，并欢迎各类媒体与我们进行文章共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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