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杨锐：如何让世界理解中国？

    谁在误读中国？中国如何让世界理解？数十年来，处在东西方交流前沿的央视名嘴杨锐一直在找寻着答案。

    与此相关，杨锐写就五十余篇政论、随笔和散文，辑成新书《谁在误读中国》，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白岩松在序言中表示：“在电视圈这个名利场里，还愿意思考，还愿意写字，还愿意思考并写下一些不那么讨巧的东西来，就更难得。这几年，看杨锐兄白发增多，可再看这些文字，心释然：白发值了！”

    作为一名繁忙的央视英语节目主持人，杨锐总是说“笔耕是一种快乐”。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他努力去思考，在精神世界中构建看待中国和世界的独特视角，在诗意中体验朝圣的苦旅。

    《谁在误读中国》分为五篇，每篇都围绕“误读”一词展开。“谁在误读中国”，“或许我们误读了世界”，“我们是否在误读自己”，“艺术的风尘与误读”以及“但愿人们没有误读杨锐”。笔触广泛，有对国际问题、国家安全的严肃思考，或解读奥巴马的内心世界，或谈中国为何处决英国毒贩和间谍沃维汉；也对社会热点的轻松点评，《三枪》、《潜伏》、《赤壁》等都成为论题，着重分析“小沈阳现象”，却不料招来“那么多的砖头，口水横飞，韭菜味儿、大蒜味儿，不一而足，火药味甚浓”。

    在对外传播的职业生涯中，杨锐恪尽职守，在发现60年大庆宣传片都是军人形象时，他立刻建议频道领导慎重考虑要传递给世界什么样的信息和形象；也有“好像吃火药了”的时候，在央视英语频道《对话》里吵中美之间的分歧，嘲笑美国自以为是；有时，也走点意料之外的好运，陈冯富珍的下属把央视英语频道的《对话》误当成央视二套中文的《对话》栏目，结果陈冯富珍很高兴地成为杨锐的采访嘉宾。

    误读不意味着“不了解对方的核心价值”

    不要奢望全盘被人家接受，软实力才是最终的句号

    中新网：在书的扉页上，您写到“谁在误读中国，或许我们误读了世界”，这句话的末尾没有标点。如果读者需要一个更能明确句意的标点，您会选择“。”还是“？”呢？为什么？

    杨锐：应该是句号，两者都没有悬念。误读不意味着并不了解对方的核心价值，发生的变化和双方的差异，而是画地为牢，固执地拒绝接受，这再次说明人性的弱点：我们都是自己价值观，经历，教育和性格等等的人质或囚徒。文化是一种基因，政治体制是选择，这些又因为利益因素让我们对彼此的认知更加复杂。在价值观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既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利益，更要捍卫常识。常识是普适的。

    中新网：虽然在每一章的标题里都有“误读”二字，但从文章看来，您似乎并没有着重谈“误读”本身，而是在“解释”，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想法，向中国人解释外国的想法，“误读”似乎弱化成一种“认识上的差异”或者强化成一种“刻意地错误理解”。为何会最后使用《谁在误读中国》作为书名呢？

    杨锐：永远强调自己被曲解是一种弱者的表现。强者是很自信地我仍故我，但是总会留有余地。我的解读就是看似固执己见，捍卫现实，但其实是给自己留足了空间，往往在段落和文章的结尾处以不经意的方式谈到逻辑的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在特定国情下，这种本能更是后天形成的所谓的政治智慧吧，这是一种必要的世故。

    中新网：在20多年的对外传播工作中，您感觉“认识上的差异”有没有可能消除呢？或者最有效的减轻“认识上的差异”的负面影响的方法是什么？中国在对外传播时需要积极，要改变世界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呢？

    杨锐：访谈节目有别于新闻报道，不是以画面的或可观的信息告诉观众真相。它类似于社论，很主观，但是我们的栏目鼓励辩论，虽然注意导向。但是面对挑剔的西方观众，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求刚性结论。这样，我们只能先做到改变西方观众对我们媒体的印象，然后才能期待通过我们可信的媒体传播出去的信息来改变对方的偏见，抹平对方的无知。这样的传播是有效的，这样的传播能力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最多只能让对方尊重一个优秀的对手，不要奢望全盘被人家接受。实力决定态度，实力决定形象，但是软实力才是最终的句号。
    偏见和恐慌许多基于无知和误导

    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采取宽容平等的态度

    中新网：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西方在衡量自身和中国的问题时采用不同的标准，也许中国如何解释都效果甚微，尤其是当中国的解释逻辑不符合西方的逻辑习惯或者历史尝常识的时候。您觉得这时候的中国应该如何表现才能逐渐让西方放弃“异样的审视”呢？

    杨锐：我赞同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上面的回答已经部分解释了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的文章在纠偏，答疑方面表现得有些主流，比较官方，但是发挥的空间很大，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很重。就像我在自画像中描绘的，在国与家，名与利，荣与辱和进与退之间逍遥以对。反对中西方的零和游戏。对政治冷嘲热讽，极不信任，始终坚持终极价值，但是从不低估人性的和利益的丑陋与合理。

    中新网：您在书中写到，对外传播主打的宣传片中用军人的形象，容易让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联系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可偏偏，当西方媒体在制作关于中国的电视片时，会强化军人形象或中国少年儿童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形象，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中国的对外传播范围和穿透力毕竟是相当有限的，也不可能去改变西方媒体“对内传播”的思考方式。您觉得怎样才能更为有效地让西方媒体全方位覆盖的西方世界更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呢？

    杨锐：大国的崛起无法回避的一个国际问题是它的国防建设的透明度和战略意图，它意味着对既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挑战和冲击。而如果主导了这个大国崛起的政府是由西方断然无法接受的共产党，无论这个党多么与时俱进，都会被误解被嘲笑。但是普通西方观众更多的是恐慌。偏见和恐慌许多基于无知和误导。非典期间的百姓恐慌就是一例，因为无知而如临大敌。中国军队国际形象是模糊的，也曾经引起过西方的紧张和批评。有时我们的宣传和报道应该回避象征类和符号类的镜头，避免给人以经济上自信和民族自尊引发的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印象。

    中新网：中国确实面临许多挑战，有若干问题有待解决。对外传播，是不是好像一堵防火墙？既需要与国际接轨，又需要保护自己，不让“黑客”利用系统自身的漏洞进行攻击。您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的这堵防火墙应该如何打造呢？

    杨锐：我认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采取宽容平等的态度，平衡报道，允许适度的不同意见和不同的声音，在对话中既要有立场和原则，也要表明自己的底线。国家利益是神圣的，都是不可侵犯的。小骂大帮忙。
 
    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国际共识

    中国人的基于历史感的自信和自卑经常被国外夸张

    中新网：在书中，您提到“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弱国心态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改变”，中国的“大国”地位，您觉得是世界的共识、西方的共识还是中国的共识呢？怎样理解中国的“弱国心态”呢？您觉得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杨锐：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是国际共识。我们有许多数字可以佐证，但是在此仅举一个例子：冷战后，全球话题和挑战没有一项可以离开中国而得到有效与合理的解决，比如气候变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金融秩序改革，人民币币值，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新网：在《我看“索吻”与“求稳”的关系》一文中，您从“索吻”联想到“解放”，又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您觉得当下的中国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解放”，如何保持“解放”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关系呢？

    杨锐：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共同努力应对的一个时代的难题：这就是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喜欢历史地看待国情，我们的每一寸社会进步都在超越自我，超越历史，非常艰难。但是我很自信，我们的改革虽然才只有三十年，但是我们的开放却始于盛唐时期的吞吐百家。这是一个研究了中国多年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中国人的基于历史感的自信和自卑经常被国外夸张，但是，我认为我们有时面对善意的批评却经常表现得很情绪化，这暴露出我们政治文化的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很不宽容，不允许不同的声音，不习惯被别人批评。西方媒体固然出于各种原因批评中国，但是他们的媒体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政治家同样批评，而且毫不留情。

    中新网：您在书中说，中国走出了自己修建的长城，价值的多样性是东西方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在您看来，中国如何保持“价值的多样性”的呢？

    杨锐：和而不同，才能和谐。我相信有些价值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人的尊严尤其如此。令人痛苦的是，现阶段中国人的个人权利要让位于国家的发展，要明白国家的利益所在。西方往往把执政党的党派利益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看，我们自己如何看呢？我们应该学会阶段性地做出牺牲，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保证高效率的乱后重建，我们需要忍辱负重。但是这不意味着要无条件地牺牲社会公正。坦率地说，我们在求和谐的同时不大喜欢不同的声音，这是不自信的表现，也是体制的薄弱。记得香港立法院主席范徐丽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她每天都要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从政多年已经练就了金刚不败之身，可以从容面对。这是香港民主体制的锤炼。
    网络匿名制带来了所谓的言论自由

    但是责任成为殉葬，人性的阴暗被放大

    中新网：您谈到对“互联网语言暴力”的看法，认为“须警惕头脑发热和年轻人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将断送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太过担心？互联网话语空间也好像没有硝烟的战场，语言暴力也在被另外的反抗语言消解。

    杨锐：互联网时代的所谓语言暴力是指一个民族总体的素养和责任感，但是，人性恶的宣泄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国情的表现。匿名制带来了所谓的言论自由，但是责任成为殉葬。总的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印证了中国政府的宽容，社会的多元和巨大进步。它培育和鼓励了批评文化。至于人性的弱点，我们永远无法摆脱。龌龊伴随我们的精神，人性的角落和阴暗在互联网里无处不在，并被放大。

    中新网：您说，您喜欢西方先进的人文精神，也说“不想借着冠冕堂皇的文化批评，逃避自己身上的各种中国文化的糟粕和丑陋”。在您看来，“西方先进的人文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糟粕”都体现在哪里呢？当下中国应该如何重塑自我的精神内核呢？

    杨锐：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大国崛起》系列专题片讲述和分析了五百年间西方九个大国的崛起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进程，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和宪政精神与体制的建设方面为整个人类提供了示范。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政治制度令人信服地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在保护公民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优越性。我无意诋毁我们自己的国情。和而不同。历史的选择令人回味。况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已经让非常不屑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认真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管理模式，这包括政治和经济管理。对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拒绝接受人类的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种闭关锁国可以推回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但是，我们在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时，也成为尤其是西方国家批评与审视的靶子，主要是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拥有可持续性。我们的文化糟粕是个很大的题目，有网友把我比喻成鲁迅风格的媒体人，实在不敢当。但是他们无意中肯定了我在本书的自画像中所说的，宽容大多人性弱点，痛恨民族劣根性。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比如不团结，厚黑，不讲卫生，不守公德，宽容腐败和官本位随处可见，但是这是基因吗？也许吧。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自然世界的基因族谱时，也应该心怀救世济民的精神，拯救我们民族的某些颓势。

    中新网：有网友说，中国人自己在误读中国，旁观者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杨锐：当局者迷。我们千百年来的国粹思想，封建主义余毒，新时期的民族主义倾向，孤陋寡闻等等都是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保守的左倾路线的卫道士滋生的土壤。中国对世界的融入是无可逆转的，这一历史大潮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更在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最大的对手和敌人是自己。对此，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

    作者简介

    杨锐，央视唯一英语节目金话筒最佳节目主持人，新中国“60年•60人”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资深访谈节目主持人，央视英语频道创办人之一。

    杨锐自嘲小眼如豆，冷观东西和平，大嘴如鸦，纵论南北发展。有书剑情结，追求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宽容大多人性弱点，对国民劣根性深恶痛绝。常发乎情，止乎礼仪。 骨子里国粹国骂，工作中洋腔洋调；视思想为男性第二特征，个性和尊严为生命之本和生活之乐。

    杨锐在中西媒体论战中言语犀利，颠覆了许多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被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评为亚洲最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德国《明镜》周刊在对其专访中惊叹：杨锐代表了中国媒体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