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国枢：一个老报人的新闻思考

　编者按：詹国枢是位年过花甲的老报人，今年3月，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岗位上退下。得知他将要离开的消息，曾经一起工作、生活三年多的海外版同事们，非常不舍，在报社召开的大会上，离职讲话还未讲完，一位年轻编辑就发来信息：“詹总，感谢三年对我的教导和培养，做人，做事，养心。言传身教，如长辈之对子侄，温勉有加，无以为报，此际也道一声‘感恩’……”，会后，不少同事也纷纷表达对他的敬仰和不舍之情。面对如此深情厚谊，即使詹国枢这般真汉子、硬汉子，心情也无法平静，他在博文中表达自己的心情说：当此之时，心潮难平，“不是因为不再担任总编辑，而是因为，从此就要离开海外版，不再回来。”退下来后，时间多了，于是，他欣然接受人民网专访，回答了网友关心的问题。
　　
　　记者：詹总，我们知道您很喜欢写博客，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称赞博客是“汪洋中一座美丽的小岛”，一件东西能够招人喜欢，总有它的道理。正如您常说的，按照经济学原理，只有满足人的需求，才会有存在价值，才会招人喜欢。那您觉得，博客写作满足了写博者的什么需求呢？

　　詹国枢：简单说来，博客写作满足了写博者如下三项需求：

　　一是练笔。写博非常随便，也很轻松，文字也就流畅自然。经常写博，手就不生，再给报纸写文章、写评论，那就快多了，也容易多了。

　　二是练脑。人的脑子，越用越活，写博必须动脑子，提炼你的观点，使你的想法往深里走，往精里走。所以，多写博客，你的脑子也就更加灵活，思想也更深刻，见解也更犀利。

　　三是沟通。人是群居动物，不沟通就会孤独寂寞，就会单调无聊。博客上了网，沟通无障碍。不但可以在海外版内部沟通，在人民日报社内部沟通，还能与过去的同事沟通，与远在家乡的老朋友沟通。

　　此外，博客还可用作资料库。有些什么想法，随手记下，存放起来，以后使用，非常方便。所以，在报社，喜欢写博的人，越来越多。

　　记者：您曾对年轻人说，希望他们多写博客，这对搞新闻是大有帮助的，您甚至有个形象的说法，“博客写得好，不愁没饭吃。”具体来说，写博客与做新闻有关系呢？

　　詹国枢：我确实说过，“博客写得好，不愁没饭吃。”为什么呢？理由如下：

　　第一，当今世界，媒体竞争非常激烈。尤其咱们搞报纸的人，特别担心被网络淘汰。依我看，无论网络如何发达，技术怎样先进，“渠道为王”也好，“技术为王”也罢，九九归一，还是得“内容为王”。因为，这渠道那技术是拿来干什么的呢？不还是要用来搭载内容吗？说到底，不也还是要靠内容去竞争，去取胜，去吸引受众，不还得是“内容为王”吗？

　　第二，既然“内容为王”，我们当记者编辑的，换个角度看，不也正是做内容的吗？记者编辑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加工、评述、整理和发布”。一个能干的记者编辑，也就是一个能干的信息采集加工者。所以，我曾对一些年轻人说，你们现在不必想得太多，担心太多，你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多长本事，扎扎实实提高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又好又快地采集、加工、评述和整理信息。有了这能力，你就有了立身之本。至于今后发布的渠道是纸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你是在这单位还是那单位，那已经不重要了。古人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一条真理。

　　第三，既然要培养的是自己采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那么，开博写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了。善写博者，可以从每天纷繁杂乱的信息汪洋大海中，将有价值的信息拎取出来（采集），重新表述（加工），加以评点、整理（评论），成为一篇有意思有价值的博文。

　　所以我说“博客写得好，不愁没饭吃。”

　　记者：您不光开博客，还带头写微博，作为政协委员，今年两会期间，您以自创的“微博快板书”形式，描写过赵启正、宋祖英、海霞等人，还发了多篇新闻、评论，并在人大开幕现场利用微博“直播”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您觉得微博在现代新闻报道中有什么优势？以后会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詹国枢：微博作为网络写作一种新样式，已经显现出其方便快捷、轻灵生动的特点和优势。尤其它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现场发布，这一优势是其他媒体写作形式所不具备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网络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人人都是麦克风，个个都可当记者。微博的出现，将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我想，今后，或许微博就会扮演这样一个人人都随身携带着的“微型麦克风”的角色吧。它将对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方式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
　　
　　记者：您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一场题为“妙手著文章——谈谈新闻写作技巧”的讲座， 当时讲了很多东西，但您跟同学们说，大道至简，我讲了这么多，你们只消记住五句话就行了，“第一句话叫做带着问题写新闻。第二句话叫做水平高低在选择。第三句话是述评写作三段式。第四句话是言论写作三要素。第五句话是最高境界是通俗”。这五句话，您可以结合自己多年新闻从业经验，跟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吗？

　　詹国枢：简单说说吧，第一句话，带着问题写新闻。我认为，这是我们新闻从业者脑子里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个“总纲”。我们分到一新单位，会发现这个记者本事很大，那个记者本事也很大。甭管这本事那本事，记者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我认为，记者最大的本事就是提问。无论采访一个人物还是采访一个地区，采访之前，都要先问问自己，读者对这个人物、这个地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写文章前，不妨先设好靶子，给自己提几个问题，然后再回答这些问题。

　　举个例子，我老家在四川，在经济日报担任副总编时，我分工联系的地方，就是四川。每年回川，都要采访省领导，写篇头条文章。写什么呢？当时约好了要见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时间一个小时。我准备了三个问题，一、四川怎么看？二、四川怎么办？三、四川怎么干？这是读者对周到四川任职后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回来后写了《四川三问》，文章比较有影响。四川同行说，这三个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可又不敢直接冒昧问周永康，你这三问，真问到点子上了。

　　再说第二句话，水平高低在选择。人生其实随时随地都在选择。说到一篇报道，究竟怎么选择的呢？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对象的选择、角度的选择、结构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和文体的选择。倘若您能做到每个选择都高出别人哪怕是一点点，最后，整篇文章肯定就比别人高出一筹了。不细说了吧。这五句话，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查当时的视频。搞新闻各有各的体会，我说的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就适合其他人。
　　
　　记者：您在“2009企事业报刊编采业务研讨会”上说过，有特点的东西就不会消亡，相较网络而言，报纸虽然时效性差、容量有限、费用较高，但同时却有阅读舒服、携带方便、信息精粹的优势，所以，报纸不会消亡，看来您对报业的整体走向和未来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詹国枢：我对纸媒体的前途，确实并不悲观。因为世间事物，只要有特点，具备哪怕一点点方便之处，便有生存价值，便能立足于世。而报纸具备以上三大特点，所以报纸不会消亡，不会被网络打败。经济学有一条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需求决定价值。即，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价值。我认为，在可以预料的几十年内，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毕竟还有相当多的人，对纸媒体还会继续有需求的，所以，报纸绝不会因网络的兴起而灭亡，就像当年电视没有打败广播，电视兴起电影也不曾消亡一样。

　　记者：90年代末，以都市报为代表的报业曾经有过井喷式的发展，而之后，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报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迎来了“寒冬”，您认为报纸该如何应对新兴媒体的冲击？报网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互动、融合？

　　詹国枢：报纸因其局限，受到了网络极大打击，必然产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肯定会有相当数量被无情淘汰。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将愈演愈烈。我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积极应变，扬长避短以适应市场的报纸，才能生存下来。哪些报纸能生存下来呢？换句话说，报纸要采取哪些对策，才能应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呢？我分析，今后报纸发展，主要有这么三种趋势：

　　趋势之一：读者分众化。

　　读者分众化，就是读者定位的重新细分和明确。具体说来，你这报纸到底是办给哪些人看的？你的这些特定读者，最需要从报纸上获得的究竟是些什么？如何才能更周到更高质量地满足这些“上帝”的种种需求，让他们一旦爱上了你就离不了你？这都是老总们得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问题。今后，综合性报纸将会按照低端与高端、大众与精英、青年与老年、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上班途中匆匆一览与晚饭之后细细阅读等不同角度，进行再度分化与归类。专业性报纸则会指向越来越明确，界限越来越分明，会出现一些针对性非常强业内人士看得津津有味而旁人如读天书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报纸。

　　趋势之二：内容精致化。

　　对象不同，需求不同，报纸内容，当然也应不同。大体说来，报纸将会从以下几方面扬其所长，实现精致化。

　　一是做背景。做背景就是抢“第二落点”，即，不但要让人们知道“是什么”，更要让他们搞清楚究竟“为什么”，到底“怎么办”。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二是做深度。主要是指对新闻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对信息的筛选和加工。在做深度上，报纸的整体质量、水平和格调，必然显现出来，这或许将成为今后报纸竞争的一个焦点。

　　三是做专题。如果说做深度是对一个个刚刚发生不久的新闻作出筛选加工的话，做专题则是要对人们感兴趣却又一时未能搞清楚的某一类现象、某一种问题或者某一事件、某一人物进行阶段性的梳理和总括。其实这也是对读者的一种服务，一种比过去更周到更深入细致的信息服务。

　　四是做服务。分众化后的一些报纸，由于指向明确，受众特殊，很可能不再以新闻取胜而以服务等其他内容见长。京城一向卖得挺火，专为年轻人和时尚人士服务的《精品购物指南》，就因服务做得专业、做得到位，所以虽然市场竞争激烈，至今仍旧势头不减。

　　趋势之三：人员精英化。

　　将来的办报人员，从总编辑、副总编辑、部门主任到编辑、记者，其水平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其人员必然越来越精英化。精英化，既是办一张精致化报纸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人力资源成本以应付激烈竞争的迫切需要。总编辑或编委会的某一意图，要及时准确地变为现实，需要从执行层到具体编辑记者有能力有水平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甚至能够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否则，再好的策划创意也会逐层衰减，甚至打了水漂。

　　记者：最近，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据美国《编辑与出版商》杂志5月25日报道，美国媒体审计机构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自从2007年被新闻集团收购后，《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数量已增长了20%，目前在80多个不同市场领域拥有的读者已逾430万，在全球报业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华尔街日报》却逆势上扬，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我们可不可以据此说报业经过“寒冬”后，这是即将迎来“春天”的一个前兆？

　　詹国枢：是不是这就预示着报业的春天，还不好说。不过，此一现象倒也可以作为报纸不会消亡这一论点的一个有力论据。根据您所提供这一线索，我倒建议我们人民日报战略发展专家组不妨派出人员，到华尔街日报去作作深度调研，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对我们进一步办好报纸，应对新媒体挑战，绝对是大有好处的。

　　记者：从杭州飙车撞人事件到云南看守所“躲猫猫”事件，从贵州习水“嫖宿幼女”事件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越来越多的热点新闻不再是通过传统媒体，而是首先通过网络被迅速炒热、放大，那您作为资深传统媒体人，也作为一名网民，怎么看待网络的这种“曝光”和“监督”功用？

　　詹国枢：记得在海外版当总编辑时，我曾策划了一组深度报道，题目叫《网络改变世界》，共16篇，几乎每篇都放在头版头条。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如果说人类将发生什么重大改变的话，就是网络已经深深地介入人类生活，网络在迅速地改变着我们，不但改变我们的经济生活，也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甚至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观点及应对策略。您提到的那些事件，就是这个改变的典型案例。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只能去适应它，而不要期望去改变它，更不可能阻止它。

　　

　　记者：3月23日，人民日报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调整海外版领导班子决定，您在会上发言时说，2006年来到人民日报时，曾送给自己八个字：团结，正派，务实，廉洁，现在自己退下来了，再送给自己四个字：感恩，回报，在您这么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您最难忘的事是什么？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詹国枢：不能忘怀的人和事，确实很多。比如，我的恩师老范，范敬宜，他曾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是他把我们引到了一条专业办报的道路，教会了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本领。我在《恩师老范》一文中曾写道，“回忆新闻从业经历，没有老范提携，哪有老詹今日？”

　　不能忘记的人，还有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王浩天，是他，在1981年冬前往复旦大学招人，在已经确定人选后，在老同学、我的指导老师家中吃饭，偶然看到我的毕业论文，由文识人，断定“此子可教也”，于是决定调整人员，将我招到北京。我一生的命运，这才发生转变。我曾经以《缘份》为题，写过“师母炒菜的快慢，决定了老詹的命运”，感叹命运的奇妙与无常。

　　其他还有经济日报原总编辑杨尚德。他在接任老范担任一把手后，对我十分信任，放手使用，给我压了不少担子，也给了我很多难得的锻炼机会，对我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

　　不能忘怀的人，还有很多，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如，安岗，张沛，王昭栋，刘树烈，罗开富，徐心华，艾丰，武春河，徐如俊，王若竹，姜波，汪朗，钱进……其中既有有社领导，部主任，也有普通编辑和交通处司机。

　　3月22日，中组部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时曾问我，退下来以后，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任何要求。如果有的话，就两个字，感恩，也就是感激。我在会上说了三个感激。

　　首先，我要感激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在2006年11月，将我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给了我一个平台，使我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工作，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些办报想法和理念，付诸实践。

　　其次，我要感激人民日报编委会。感激这样一个团结向上，作风正派的领导集体，在我初来乍到之时，伸出温暖之手，接纳我，支持我，帮助我。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刚到海外版，因为情况不熟和经验不足而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时，编委会的几乎每个同志都给了我谅解、支持和鼓励。

　　此外，我要感激人民日报海外版编委会的同事们，以及海外版采编，行政，后勤的同事们，在三年多工作里，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支持，理解和包容，是他们，使我在海外版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浑身是劲，乐此不疲，成了我生命中最为辉煌，最有活力，最值得留恋，也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记者：您曾在某新闻研讨班与年轻同行探讨如何做一个有作为的记者时，希望他们一生都不要忘记四个字，激情、创新。您说，回忆自己的从业经历，几乎每一次比较成功、能够留下一点印记的采访写作，都是激情和创新的产物。那这四个字对想要做好新闻工作的年轻记者而言，其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他们又该如何践行这四个字？

　　詹国枢：说到新闻的激情和创新，举个例子吧。今年3月5日，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从离开饭店到进入大会堂，从温总理作报告到离开会场，从头至尾，我都拿着手机，不停地发短信到人民网微博，从事我这“一个人的现场直播”。虽然很累，但心里美滋滋的。心想，作为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使用手机搞微博现场直播，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新闻史甚至世界新闻上的“第一次”呢，起码，也是个人新闻从业史上的第一次吧！所以，自始至终，非常兴奋，一点不觉辛苦。

　　记者：您写《恩师老范》一文，感谢提携自己的范敬宜先生，我们也知道，您一向比较看重年轻记者，专门写过一篇名为《假如我是实习生》的文章，并且您送给每个年轻人一句话都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全媒体时代，对于那些即将踏入新闻行业或者刚刚从事这行时间不久的新人来说，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意见？他们需要加强哪方面的学习、培养哪方面的能力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媒体人？

　　詹国枢：对年轻记者，我一向比较看重，也比较照顾。首先，因为自己也曾经年轻过，晓得在年轻之时，有人哪怕轻轻地扶一把，拉一拉，对其一生，都大有帮助，这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其二，我认为，报纸办得好不好，报社有没有前途，最终取决于报社的年轻人。一个单位，年轻人朝气勃勃，有理想，敢创新，这个单位就大有前途。

　　说到现在年轻记者最需要培养哪些方面能力，我想，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做人，二是为文。一个记者，最终有没有出息，有多大出息？归根结底，还是看他怎样做人，懂不懂得做人，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是一辈子的功课，这门主课修好了，不但记者当得好，人生也会过得更潇洒，更幸福。至于写文章，当然有技巧，有方法，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得扎扎实实做到三多，即，多看，多思，多写。三者缺一不可。只要功夫真下到了，一定会有长进的。

　　记者：新闻记者曾有“无冕之王”之称，但随着媒体业越来越发达，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尤其是随着信息海量、互动性强的网络媒体的崛起，“公民记者”也不断涌现，乍一看，“记者”的门槛似乎降低了，但我们观察整个新闻行业发现，对新闻记者本身的要求并没有降低，这是不是一种矛盾？

　　詹国枢：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确实是网络时代的一大特色。这是谁也阻挡不住，谁也改变不了的趋势。但是，即便人人都是记者，毕竟还有专业与“票友”之分。新闻这个行当，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一睁开眼睛，就有获知新闻的欲求。必须有一批专门人才，去满足这个需求。

　　网络时代的媒体从业者，较之过去不但数量多了，而且要求更高了，他得随着人们需求的转变以及获取新闻的方式的转变，转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恰恰因此，富于创新精神的媒体人，一定能够在新的挑战中找到新的乐趣，也一定会比老一辈干得更棒，更有意思。

　　记者：“封口费”已经成为中国媒体顽疾，“蔚县矿难事件”中有关记者虽然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但细察这一典型案例的背后，仍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深思，在经济诱惑面前，记者尤其是青年记者怎样才能坚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新闻理想？

　　詹国枢：记者这个职业，在中国，在当前，诱惑还是不少的。市场经济初起时期，什么都可以作为资源，互相交换。如果记者将手里这一点小小的权力和资源，用作交换其他资源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话，那就不但从道义上有违记者的操守，而且从人格上也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品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气方能成大器》，这是有感而发，也是针对一些年轻记者的品性作为而作出的善意提醒。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每天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就会逐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人这一生，说到底，最后的竞争，比的还是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