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发布日期: 2010年4月17日 11:30 |
看了电影《孔子》,感觉其中最大的问题,出在对孔子的原型把握不够准确上。
众所周知,孔子身上融合了仁和礼两种不尽统一的气质:仁者爱人,礼则强调复古守旧;两者固然未必矛盾,但也绝不是一回事,而在孔子身上,后者占的分量可能还更重一些。颜渊问仁,夫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把仁和恢复周礼几乎等同起来。因此,如果只是凸显孔子的仁学,电影所展示的人物可能更像耶稣或墨子,而恰恰不是孔子。
电影中孔子巧辩季孙氏、勇救陪葬小童这段编得很精彩,但可惜是编的,孔子生平并没有这样的事迹,而只是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类不多的“狠话”。其实,孔子之所以不喜欢鲁国势力很大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大家族,未必是因他们对平民百姓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而主要是因他们目中无君,做事不符合“君君、臣臣”的道理,这在孔子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他掌权后致力于“强公室”、“抑豪门”乃至“堕三都”,也完全是为了恢复正统的君臣关系和社会秩序。
孔子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如此便决定了他的处事风格。不仅君臣有序,而且不同等级的臣子之间,也得严格执行礼制规定。整个礼制就是规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的人之间如何交往的繁琐规则,这正是孔子崇尚的社会秩序。既然社会地位对孔子来说如此重要,他是不太可能直颜犯上,和地位比高的人公开撕破脸皮、闹得剑拔弩张。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他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孟子超越;即便对待无德无能而身居高位的人,他的规劝或批评也含蓄委婉。
譬如季康子患盗,孔子告诉他:如果你不想那些事儿,即便重赏那些人也不会来偷盗。中国古语比较简略,经常不带宾语(“苟子之不欲”),孔子也不需要明说想哪些“事儿”,但有点文化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只要你自己没有贼心……”现在鲁国盗贼那么猖獗,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于你自己就是窃国者。
季康子可是季氏大家族的掌门人,从不把鲁君放在眼里,按今天的级别算怎么也够“副省级”吧,说不定还是自封的“正部待遇”。面对这样的高官,孔子这句话很厉害,但他会以绵里藏针的方式表达出来。你可以说他懂得说话的艺术,也可以说他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甚至在权贵面前显得消极怕事,但这就是孔子。他是坚韧而执著的,但更是内敛和保守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性格,在他身上和谐地融为一体。
这也表明,只要稍加挖掘,就能从孔子的真实生涯中,发现许多喻古讽今的启示。在这一点上,《孔子》又做得相当不够。
譬如电影的一出重头戏是“子见南子”,南子成了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但她在孔子整个生涯当中显然微不足道。史书固然没有记载孔子如何见的南子,因而电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硬把美女调情加在孔子身上,不仅不伦不类,落入了当代中国文艺内涵空虚、情戏泛滥的俗套,也没能把握事件的重心。
其实,《论语》之所以记载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凸显“子路不悦”和夫子“折矢”,对天发誓说自己没什么邪念,电影恰恰忽略了这个情节。一贯教导“非礼勿视”的孔子,要不要去见这个颇有“争议”的女人,已经不只是他自己能决定的问题,他还得顾及别人尤其是学生的反应。孔子还是去了,但后来不得不公开表白,算是为自己“澄清影响” 吧。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它不仅很直观地表现了子路的个性,还间接映射出孔子和学生之间相对平等而坦率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把孔子诠释为 “师道尊严”的始作俑者,好像夫子总是“温而厉”地坐在那里“诲人不倦”,做学生的只有虚心接受教育的份儿。我们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道德专制主义的起源,因为孔子这种自上而下的问答方式,和看似平等的苏格拉底对话截然相反:前者是教条主义,后者则恰恰是要打破一切教条的怀疑主义。
这种观察或许不错,但不能忘记孔子本人不仅说过“教学相长”,而且公开表示最得意的门生颜渊对自己帮助不大:正因为他对老师的思想把握得如此到位,几乎可以说是孔子的摹本,所以他对孔子学说提不出任何不同意见。由此可见,孔子虽然对周礼推崇备至,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学生必须无条件接受的真理,学生至少是有提出不同意见的自由的。当然,孔子也批评,甚至在背后说学生的不是,但他似乎并不符合强加给他的道德专制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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