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海外视角

    自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来，与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步，中国传媒业的面貌日新月异，财政断奶、周末报、都市报、传媒竞争、集团化、频道专业化等词汇成了本土学界描摹当代中国传媒变迁的流行语（孙旭培2003）。与中国传媒变迁同步，海外关于当代中国传媒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李金铨、赵月枝、波伦鲍姆主编或撰写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JAVNOST-公众》(JAVNOST-The Public)、《国际传播学报》(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等国际期刊都先后推出了中国传媒研究专辑，陈韬文、俞旭、黄煜、何舟、潘忠党、黄成炬的相关论文也在海外陆续发表。本文聚焦这些研究中描绘的“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试图剖析它们背后的理论范式，以期帮助本土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媒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郑永年 2009: 3)。

　　一、传媒市场化的政治经济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 “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讨论

　　心系现实的社会科学学者们的讨论，总离不开“发生了什么”和“如何发生”这两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文献中对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描摹，也基本围绕“传媒改革发生了什么”和“如何解释传媒改革”进行。

　　当代中国传媒改革中发生了什么？相信任何一个对中国传媒略知一二的人都能迅速说出答案——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描述中国传媒市场化概况的典型海外文献，是朱立和俞旭的两篇论文。前者是朱立组织的《传播杂志》1994年夏季号中国传媒研究专辑的开篇之作，朱立结合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三次新闻改革来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新闻改革，认为前三次新闻改革着眼于用传媒达成党的工作，而这次新闻改革源于在“文革”中威信受损的党重拾政治合法性的努力；报纸中的短新闻和读者来信增多、广告重现、记者伦理标准下降，都是这次改革中的新现象(Zhu 1994)。俞旭则全面扫描了1989年以来的中国报业变迁，新闻业的角色被重新定义、报业结构重塑、信息环境多元是他眼中市场化后中国新闻业的三大变化(Yu 1994)。随后的一些海外文献中梳理的中国传媒改革基本上是这两篇文献的延伸和拓展，如赵月枝追溯的中国传媒从商业化到集团化之路(Zhao 2000)；温菲尔德等人笔下中国传媒结构和职能的变化(Winfield, Peng 2005)；黄成炬对入世后中国传媒业“关停并转”、放开对外资和民资的进入限制的叙述(Huang 2007b)。

　　客观地说，以上这些海外文献中描绘的当代中国传媒改革概况与我们熟知的版本并无太大出入，一些本土学者关于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论说还常常“出口”成为这些海外文献的佐证，如甘惜分、孙旭培、李良荣、刘勇等学者的研究。另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传媒改革的观察则更值得重视,他们运用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田野调查，“深描”市场化下中国传媒经营管理和新闻实践的变化，让我们更真切地把握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脉搏。关于传媒经营管理改革，何舟以深圳特区报为个案，阐释了市场化后中国报业集团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间的角力(He 2000)；潘忠党视新闻实践变化为新闻改革核心，形象地再现了当代中国记者们向外报投稿、写作软文、接受企业赞助等“临场发挥”(Pan 2000a; 2000b)；波伦鲍姆和熊蕾访问了20位当代中国一线新闻人，将他们口述的入行经历和职业感悟汇成了《中国墨》(Polumbaum, Xiong 20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文献对中国传媒改革的描述大体相同，区别只在描述深浅和侧重点，但在如何解释这场改革时却泾渭分明。与李良荣、郑保卫等本土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论框架内将传媒改革理解为由观念更新拉动的实践变革不同（李良荣 1995，2008；郑保卫 2008），许多海外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vs.市场”范式下解释中国传媒改革，其主要立场可被粗略分为乐观自由派、保守自由派和左派等三个向度。

　　乐观自由派们关心传媒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改造传统传媒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僵化元素的潜力，凸显传媒市场化运作与传统传媒管理体制之间的张力。俞旭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中国当代新闻业的变革，最好被理解为传统威权与新兴市场经济之间的博弈”(Yu 1994: 37)；朱立也将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改革的特点总结为“权力建立在削弱其自身的改革过程基础( the reform process elements that weaken itself)之上”(Zhu 1994: 14)；吴国光则归纳了市场化浪潮解构党和政府对传媒结构的一元管理体制的几种方式，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各社会团体和专业组织都在积极办报办刊，而市场化下传媒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日益降低(Wu 2000: 11)。

　　更多关注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海外学者则是保守的自由派，他们看到了传统传媒管理体制对传媒市场化的制约，将市场化后中国传媒的种种变化归结为“国家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相互渗入”的结果。陈韬文称当代中国传媒的变革是“缺乏独立性的商业化”(Chen 1994)；马杰伟视线里的中国传媒改革，则是“中国传媒在市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赢得了相对独立性。可是，国家和市场正在相互转化，成了新的社会政治力量”(Ma 2000: 27)。相似的论调还出现在李金铨、何舟和黄煜对上海传媒的研究里，“中国的市场不是独立于国家，而是由国家创造并‘内在于’国家的。一旦市场企图脱离国家，国家立刻就会将其拉回正轨”(Lee, He, Huang 2007: 24)。

　　自由派讨论中国传媒改革问题的重心总围着“国家vs. 市场”范式里的国家在转，或将改革传统传媒管理体制中某些僵化元素的希望寄于市场，或慨叹由国家主导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结果离他们心中相对自由的传媒的图景相去甚远。与人数众多的自由派相比，左派的声音在海外关于中国传媒改革的讨论中略显孤单却绝对响亮，其重心落在了“国家vs. 市场”范式里的市场一极。赵月枝从西方左派对西方传媒商业化的鞭挞入手，指出“当代中国传媒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在无意或无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策略”(赵月枝 2006：25)。她提醒人们，由国家主导的当代中国传媒市场化正日趋拥抱新自由主义逻辑，商业理性使传媒对身为消费主力人群的中产阶级和都市市民的口味和诉求趋之若鹜，而普通工农等弱势群体的声音却被边缘化(Zhao 2003; 2008)。

二、“国家vs.市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讨论的反

　　若本文的任务仅限于呈现 “国家vs.市场”范式下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理解，笔者似乎可以就此搁笔。但是，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情境看知识生产，“有时，通过解释、证明并使社会情境神圣化，思想为具体的社会情境提供合法性”(Berg 1971: 129)，这促使笔者进一步审视海外学者在“国家vs.市场”范式下为我们提供的关于中国传媒改革的解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纠葛是中国传媒改革中所有问题的终极解释吗？为什么这些海外文献会如此诠释中国传媒改革？

　　已有学者对“国家vs.市场”范式下的中国传媒改革叙事提出了质疑或修正。黄成炬指出，无论是自由派们对中国传媒市场化中国家角色的批判,还是左派们对由国家主导的传媒市场化中工农的声音日益边缘化的忧虑，本质上都有学者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取向，脱离了广大受众的感受，“在许多中国普罗大众看来，传媒商业化可能仅仅意味着在一个更具竞争性和多元的传媒市场中会有更多更具接近性和参与性、更愉悦的传媒体验而已，并不必然与什么终极政治意义相连”(Huang 2007a: 404)。他提倡用一种新的“国家-传媒-市场-社会”协商模式观照中国传媒改革，因为，中国传媒领域中的国家控制和资本控制并非压倒一切的力量，而权力、市场和传媒之间的冲突常在。阿克哈文-马吉德则用体制内外因素之间的互动来解释中国传媒改革，她不排斥针对国家的市场改革释放的力量在分析中国传媒改革时的解释力，但重视 “体制外行动者”(non-state actor)的边缘突破在中国传媒改革中的作用，“后毛时代中国传媒管理体制的诸多变化，都源自体制外行动者（如公民、记者和商人）的自发行动；这一过程并非对抗国家的过程，而是由国家发起的‘创造性再协商和扩展’的新政策开放过程”(Akhavan-Majid 2004: 554)。

　　笔者则对“国家vs.市场”成为海外学者诠释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流行范式的原因更感兴趣。既然国家与市场间的纠葛只是理解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一个向度而已，那么，为何这么多海外学者都在此范式下理解当代中国传媒改革，且多对国家在传媒市场化中的角色予以负面评价呢？笔者尝试着作出自己的回答。

　　其一，受重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海外现代中国研究影响，这些海外学者看待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焦点在于传媒市场化后国家与传媒关系的变化，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国家-社会视角的局限。曾有学者为国家-社会视角下的中国传媒改革研究正名，“无论是否设计使然，迄今为止的改革都在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改革，国家-社会框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思维路径”(潘忠党 2008：13)。但是，正如魏昂德(A. Walder)在整理西方现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流变时所言，这一视角最大的缺陷在于对政府内部运作语焉不详（魏昂德 1999：59），“国家vs.市场”范式下的海外中国传媒改革研究倾向于将传媒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视为铁板一块，而未厘清同时充当中国传媒市场化的规制者和参与者角色的党和政府内部各机构、各级别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代中国传媒改革中的若干现象都可用党和政府内部的张力来解释，如异地舆论监督和传媒跨地区、跨媒体和跨行业扩张动作迟缓??。

　　其二，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这些海外学者对国家在中国传媒市场化中的角色的评价以批评居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国家的积极作用。自由主义传统的传播史表述不断强调的则是国家的负面形象，“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干预和传媒对此进行的反干预、反控制，常常构成了传播领域的基本冲突，一部大众传播史可说是政府和传媒不断冲突、妥协与抗争的历史”(McQuail, 1992)。海外学者多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理解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自然不会对这场在一个他们眼里以“威权加市场”为特征的大国进行的传媒改革抱有太多好感。史天健对当代中国改革模式之于“民主加市场”的西方意识形态基础的颠覆性意义的洞见值得我们深思，“中国没有发展西方式民主，不但经济慢慢起来了，而且活得比许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还好，发展还快，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另外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存在对他们的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史天健，玛雅 2009：146)。

    三、结论与讨论：促成中国传媒研究领域多元立场的对话

　　作为当代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代表人物，李金铨曾这样表达过他的学术旨趣，“打通理论与经验研究，为传媒研究和中国研究架桥，催生中国传媒研究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Lee 2003: 24)。对于本土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比起单纯引介西方传播学先贤们的各色学说、囿于理论资源本不富余的传播学圈子里自娱自乐，这可能是一条更有借鉴意义的思路。因为，“传媒的变迁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内容和轨迹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契合”（潘忠党 2008：4）。

　　但是，从上述海外文献看来，许多海外关于当代中国传媒的讨论有选择地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某些立场架桥。它们解释“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立场相对单一，多元立场之间的对话还远未形成。在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的大讨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令人瞩目。前者提倡限制国家权力，相信“国家权力干预商业活动，导致了社会不公和不平等”；后者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必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维持政治稳定，现存的国家权力必须得到增强”（郑永年 2009：168，166）。很明显，在海外讲述中国传媒改革故事的许多学者的立场与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批判遥相呼应，新左派的呼声则应者寥寥??。

　　笔者认为，与其说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源自双方的信念差异，倒不如说他们依据各自看到的中国现实阐述了心中的中国未来之路。新自由主义者放大的是市场化对中国转型的推动作用，而新左派则对旧体制在中国转型中的延续性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特殊性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任何理论都具有不完全性，都是从特定的解释目标出发对无限现实整体的特定方面或属性所作的选择，理论是对现实的一种概念上的重讲”（丁学良1997），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回到当代中国传媒改革这个话题，笔者认为，应该从新左派对中国转型的讨论中汲取有益的资源，全面地在中国传媒研究与中国研究之间架桥，促成中国传媒研究领域多元立场的对话。我们应该批判与建构并举，在对中国传媒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与资本的勾连保持警惕的同时，高扬社会主义中国传媒改革的特殊优势。一方面，通过对旧的传媒管理体制进行分权而非完全解构，结合新的市场化机制，一些地方性传媒在竞争中展现出了充分的活力，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的亮点，如湖南卫视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将最基本的传播资源“去商品化”，让社会各阶层都能享用日渐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如用从发达地区征收的税款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卫星电视接收装置建设、为广大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提供相对低廉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讲师。本论文系2010年度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1951-2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当然，这也与中国国家的内部运作难以被海外学者窥见有关。还是有海外学者分析行政区域藩篱对中国传媒市场化的影响(Chan 2003)。李金铨、何舟、黄煜也在论文中表达了分别剖析京沪粤三地传媒生态与当地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的想法(Lee, He, Huang 2007)

　　李金铨曾把赵月枝关于当代中国传媒转型的观点归于激进批判的新左派一类，但笔者认为，从赵月枝2008年的新书《中国传播：政治经济、权力与冲突》来看，她在批判市场的同时也批判国家，更倾向于传统左派，与新左派的观点又有不同（李金铨 2004；Zhao 2008）

　　参考文献：

　　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李金铨，《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载《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新闻大学》1995第1期

　　李良荣、戴苏苏，《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载《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史天健、玛雅：《走出“民主”迷信》，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魏昂德:《现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从描述现状到解释变迁》，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赵月枝：《中国和国际传播的民主化》，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郑保卫，《论新时期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载《现代传播》2008第6期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