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的一个野战部队,并在连队里当了一名业余通讯员,不时有“豆腐块”发表。由于当时部队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我便经常跑到团文化中心阅览室里读书看报,一来从中学点新东西,二来忘掉思乡之情。一次偶然从报架上看到一份《中国法制报》(法制日报前身),于是拿来翻翻,见上面有来自老家河南的消息,我就将该篇报道原文不动地给抄了下来,至此我也就与《法制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80年代中期,我退伍回到家乡河南淮滨,那时我的父亲王可忠是一位大队治保主任,开会和学习回来时,总是带回一大摞报纸回来,这里面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法制报》。每当父亲刚一阅过报纸,我和哥哥弟弟便照着父亲的样子,争抢着翻阅开来,一时间在我们家庭掀起了读报学报热潮。 说句实在话,在那个年代里,农村人要想看报刊也不容易。每当父亲从大队或公社开会学习回来时,我们都纷纷上前接过父亲带来的报纸,翻来覆去看个不停,见此场景,父亲也总是乐呵呵的。慢慢的我们也从报纸上汲取了不少营养,有好一点的文章,我们便分别拿出笔记本迅速抄写下来,实在太好的文章,我们就将他剪下来贴到本子上。记得一次有家杂志社举办“法律知识竞赛”,我利用在《法制日报》上学到的法律知识进行答题,还获得了二等奖,当时我从心里感谢《法制日报》。 从部队退伍返乡,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单位,我一直都与《法制日报》为伴,并尝试为其投稿,尽管发表的稿件有限,但我仍坚持写。特别是近年来从事公安宣传工作,我更加喜爱《法制日报》,也有不少稿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我想这就是贵在坚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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