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传媒的监督与被监督

　　连日来，几起涉及大众传媒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其中一起是，《江西日报》曝光景德镇邮局组织员工去日本旅游，结果被景德镇邮局抽走刊登这篇批评报道的报纸版面，延误15天才被迫投递给订户。另一起是，陷于“污染门”的紫金矿业被曝以红包收买多家媒体的记者以图封口，事情败露后，又矢口否认。

　　一个地区的邮政局负责报纸的递送服务，被报纸批评后，竟然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扣押报纸的部分版面；一家上市公司，发生事故后，竟然企图以钞票收买记者。这样的事情实在荒唐可笑，愚不可及。这些当事者怎么不睁眼看看，如今已经是什么年代，欲一手遮天屏蔽任何信息，都无异于妄想拽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可他们竟不知今夕何夕！

　　这两起事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内中却有着密切关联，有着相当的共通性，这就是如何直面传媒的批评，遭遇“公共危机”后该如何应对。近年来，诸如此类并非孤例个案的“事件”，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凸显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当代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海量信息的包围和大众传媒的触须。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的传媒格局、传播态势下，无论法人抑或自然人，都既是传者又是受者，既是舆论监督的施行者又是被舆论监督的对象。这已经是我们生活的日常环境和无可回避的状态。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此混沌无知，或者久未适应。尤其在风险当头、危机来临之时，愕然、惶然、漠然、忿然、茫然……种种心绪纠集于胸，缠绕于身，于是便冒出各种反常、唐突、荒谬之言行；各种畸形变态的“危机公关”，和以“特殊手段”疏通“特殊关系”的举动，也已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居然动用公安、司法机构通缉、抓捕依法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

　　由此可见，在全社会普遍提升科学的传媒素养，引导人们以健全理性的心态对待媒体，确立在监督与被监督中的自重自尊自律意识，已是一项不可或缺又时不我待的公众教育议程。

　　当代人的传媒素养是一种能力，你可以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传媒所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做传媒信息的更谨慎更理性的受者，进而在日常生活的应对和价值判断上作出更明智的选择；同时，这种能力也帮助人们借传媒更有效地传递自己的所思所想。在信息极速传播，且出现了“全媒体”、“全民记者”的活跃背景下，理解舆论监督的内涵和价值，当是提升传媒素养的一项重要内容。

　　法国当代学者米歇尔·福柯曾提出“超级全景监狱”的概念，其中有个关键词就是“监督”。他认为，在20世纪后期，监督已是一种新事物，“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他以一座环形监狱为例，监视者只要身处中心位置的瞭望塔，就能观察到环绕周围的所有房间和窗子里的所有动静，而被监视者无法准确知悉瞭望塔里的实际状况。这种设计用非常少的人手控制大量囚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借助心理威慑实现无人的控制，久而久之，囚犯就学会了自我监督。有学者认为，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媒与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已经将“超级全景监狱”变形为“超级共景监狱”，法人、自然人都处于相互监督的状态下。尤其是握有公权力的人，更是处于被监督的中心位置，随着党务政务公开度透明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行政手段、理政程序、勤政程度、廉政状况、良政绩效，都时刻置于公众和传媒的视野内，成为监督的重点。这已然成了一种常态。惟有自觉意识到这种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的态势，学会和适应在这种常态下工作，冷静理智地对待舆论和全社会的监督，方能取信于民，并有助于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鉴于此，各级当政者尤须端正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增强传媒素养，将接受监督视作须臾不可离弃的“功课”。不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个部门负责人，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心态。

　　一旦当监督和被监督如同呼吸，成为我们一种真切的需求和如常的习惯，大众传媒才能实现普利策所提出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才能如李普曼所言，报刊是永不停息地搜寻广袤空间、决不久留一地的“探照灯”；更能如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做“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的“人民的报刊”。我们的国家，则将伴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愈发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