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山西期刊史告诉我们什么

　　《山西期刊史》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从1900年至2008年间百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将一幅百年山西期刊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张伯海称赞说：“《山西期刊史》在为期刊独立立史上，称得上是一部难得之作。”

　　这部95万字的《山西期刊史》，共10章。从内容上看，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前4章为第一部分，涵盖了20世纪头50年，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山西期刊发展的历史记录；后6章为第二部分，是新中国诞生后至2008年的山西期刊发展记录。

　　纵观全书，感觉描述有力度、有深度、有新意，最重要的是故事性非常强，可以说涉及到的每一本期刊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期刊人都有自己独到的故事。正是透过这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读者才能感受到百年山西期刊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坎坷，才能真切感受到山西期刊的百年之“变”。

　　事实上，世界最早期刊产生于17世纪60年代，中国的期刊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山西期刊则出现于20世纪之初，这也是《山西期刊史》起始定为1900年的理由。期刊从诞生以来，在形态、内容等方面不断变化，人们对期刊的认识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至今仍在继续。正因如此，《山西期刊史》的编纂者们紧紧抓住一个“变”字，力求在变化之中找出规律。

　　比如，报与刊之间的变化。因为现代期刊出现于中国时，期刊并未形成独立的概念。基于这样的事实，编纂者们在研究山西早期期刊时，不仅要关注具有明显特征的期刊，同时也必须关注报纸。又如，期刊刊期之变化。期刊需固定刊期的认识是逐渐形成的，直到20世纪初，人们还认为期刊只需要连续出版。再如，期刊内容之变化。期刊有“众多作者多样内容”的作品，曾是学界的共识，但这种观点已被办刊实践所打破。山西在20世纪80年代就诞生了一本只刊发一位作者作品的期刊，这就是《童话大王》，而且坚持20多年取得很大成功，这在全国也是一个特例，至今仍是期刊界一道亮丽的风景。还如，期刊称谓之变化。将期刊等同于杂志，是当今的认识。历史地看，期刊概念的产生要大大晚于报纸和杂志。1952年政务院颁布《期刊登记暂行办法》，此后“期刊”作为正式称谓逐渐取代着“杂志”。这也使得本书称为“期刊史”而不称“杂志史”。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期刊活动是一种人为的活动，期刊随着办刊人的足迹而流出山西甚至流寓海外的现象，在期刊发展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对此，《山西期刊史》的编纂者们，把对山西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期刊皆纳入范畴之内。鉴于期刊本身的流动变化特征，尽管对期刊的特征和界定有了基本认识，但在记述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期刊时仍会出现不同的标准与取向，《山西期刊史》在对期刊的选择上就是如此。从山西期刊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根据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期刊进行记述；对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之后则有刊必录，力争多保留一些史料。创办与停刊的时间对期刊来讲比较重要，《山西期刊史》虽力求准确，但实际很难完全做到。早期期刊遇到文献记载不同时，如能找到实物则尽力推断考证。

　　虽然百年来的期刊活动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它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要使之成为一个清晰、准确的文本，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山西期刊史》的编纂者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史料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百年期刊史的印迹包容量大，覆盖面广。概而言之，可谓“刊、文、事、人、论”5个要素样样俱全。因此，以“编年”为经，以“分类”为纬，以某类期刊、某个期刊、某项问题“纪事本末”式的叙述为结，构成了整部书的框架结构。

　　透过《山西期刊史》，我们清晰地看出，近代以来山西期刊的发展呈波浪式前进，百余年间大致出现了5次期刊出版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06年前后。宣传民主共和的报刊成为主流，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一晋话报》、《晋乘》、《汉帜》等旗帜鲜明，团结革命力量，启蒙广大民众，在山西期刊历史上写下精彩的开篇。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38年前后。这一时期的期刊中，最初有一些是以宣传阎锡山的名义而实际上宣传革命，典型者如《中外论坛》，到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则出现了大批为抗战呐喊的革命期刊，突出者如《西北战线》、《黄河战旗》、《边政导报》等。第三次高潮出现在1959年前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报刊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山西期刊丰富多彩，理论期刊《前进》、文学期刊《火花》、教育期刊《山西教育》等都颇有影响。一批行业性科技期刊也纷纷涌现。第四次高潮出现在1983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山西期刊的影响力辐射全国，不仅有期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期刊，如《山西青年》、《山西民间文学》，更有期刊举办了颇有影响的活动，如首倡了刊授教育。一批在报刊出版方面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期刊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如《语文报》、《名作欣赏》、《编辑之友》、《对联·民间对联故事》等。这是山西期刊的黄金时代。第五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快速成长给传统期刊带来了竞争压力；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已波及各个领域，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刊治理整顿，一些计划经济色彩较浓的行业性期刊与党政机关所办期刊大量退出市场，一些新的期刊种类得到政策性支持，一些具有新锐办刊理念，采用新的形态和新的运作模式的期刊不断面世。

　　读者既可以看到诸如高君宇、贺昌、高长虹、高沐鸿、杜任之、赵树理、沙飞、罗光达、石少华、力群、韦君宜、莫耶、孟奚等老一辈期刊人在三晋大地活跃的身影，他们中间有人已为理想献身而英名永存，更有不少人成为后来新中国文化宣传工作的骨干或领导力量，也看到了由这些进步的、革命的报刊人所先后创办的诸如《平民周刊》（1919）、《狂飙》月刊（1924）、《中外论坛》（1934）、《文艺舞台》（1935）、《中国青年》晋西版（1940）、《人民画报》（1940）、《晋察冀画报》（1942）、《人民时代》（1946）以及《晋察冀日报》（1940）等一系列在山西或全国文化史上垂名的报刊；既可以看到诸如《党建文汇》、《编辑之友》、《对联》、《童话大王》、《山西地方志通讯》等一批在“处女地”上开拓型的期刊，也可以看到《夜读》、《批评家》、《思维科学》、《新农家》、《大众气象》等那些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如今又消失的期刊的身影；既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教辅报刊群”的精彩故事，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新”刊潜流涌动的动人场景。同时还可以看到，当年阎锡山卵翼下的各种期刊，或倡学说、或振实业、或兴教育，虽曾活跃一时，但终究无不销声匿迹，或被分化瓦解；还可以看到一些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作梦呓的敌伪期刊，为激浊扬清的历史洪流提供笑料式的佐证。

　　正基于此，真实地还原历史，意蕴深长地显示出新、旧中国期刊出版事业的血脉关系，《山西期刊史》才被业界称之为最让人信服、最值得一读的一部“活着的历史”。

　　历史的记录不能单纯记录史料，还应当探求和总结某些经验与规律，这也正是《山西期刊史》编纂的初衷。

　　期刊史，就是利用已有的史料梳理期刊在某一区域和某一时间段内发展的轨迹，凭借一定的理论认知分析其过程和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其目的大致是留存史实，探求规律，给研究者以参考，给办刊者以借鉴。《山西期刊史》的编纂，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纵观山西期刊百年史，尤其是近60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精彩之处便表现在它所独有的活跃性与开拓精神上。正因如此，历年来不少出类拔萃、拓期刊文化先河的知名刊物，都是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刊”现象。

　　不管是以展现具有浓郁山西地方特色的“山药蛋派”文学而驰名全国，起到“山药蛋派”文学的阵地和旗帜作用的刊物《火花》（1956年创刊），还是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先行、阅读与欣赏文学作品必须政治挂帅的束缚，让读者真正体会到阅读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与情感解放的刊物《名作欣赏》（1980年创刊）；不管是在教辅报刊方面独领风骚的《语文报》以及《小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新作文》等，构成了“中国第一教辅报刊群”，从上世纪80年代活跃至今，生命力不衰，还是颠覆了传统期刊出版定势，由一位作家的作品来支撑的《童话大王》（1985年创刊），不仅其活跃的作品播撒到千千万万儿童的心灵之中，其独特的办刊方式也成为中外刊坛的佳话；不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过时代启蒙作用的《山西青年》（1980年创刊）、将编辑职业认定为“学”并发挥着从理论上和知识系统上建设编辑学科作用的《编辑之友》（1985年创刊），还是孕育于山西故事之乡的以《山西民间文学》（1980年创刊）为首的一批“亦古亦新、有趣有益、雅俗共赏”的民间文化刊物，等等。这些山西期刊的支柱，也是中国现代期刊的亮点。其办刊经历、创业故事、开拓精神都对今天的期刊人办好刊、办品牌刊有很大的启发与启迪。尤其是在《山西期刊史》这部书中，那些被称为“曾经有过的风景”的已经消失了的期刊，其得失、其教训对期刊界的触动可能会更大。

　　《山西期刊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类型、什么读者对象的期刊，要想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成效，都必须体现时代要求、遵循客观规律。一句话，不与时俱进、不创新，必死无疑。正如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苏平所言：要做到“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期刊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唯有此，才是期刊兴盛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