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何以陷入困境 脱离现实是衰落之源

     文学期刊是现代出版业的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阵地。1949年前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由运作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期刊成为中国文化和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关停并转的企业很多，但关停并转的文学期刊却寥寥无几。今日，大多数文学期刊已经难以面对市场，订数也日趋下降，但依然借助财政拨款维持运行。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文学期刊在过去60年尤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发挥着繁荣文学、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文学期刊在推动思想解放、呼唤中国社会的变革方面起到特殊的载体作用。当时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往往通过作家的书写引起全社会关注，而作家的依托主要是文学期刊。由于媒体发展的滞后和图书出版的周期限制，文学期刊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替代着媒体的功能。上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的发展，电视的崛起，文学期刊的轻骑兵功能下降，文学期刊回到了自身的位置上，文学期刊发行量骤降，覆盖面越来越受限制，影响力也仅仅局限在文学范围内。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网络和网络文学的兴起，文学期刊再度边缘化。

　　另一方面，网络上的文学网站风起云涌，这些文学网站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文学期刊的功能，因为文学期刊担负的主要是推出新人、发表文学力作的职责，而今天很多文学新人是通过网络走上文坛的。文学期刊曾经见证了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即便打开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期刊，还能够清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变革和人心浮动，而反观今天的文学期刊，却很难感受到时代的火热气息，也不能辅助文学新人的茁壮成长，已从当初的见证人沦为时代的旁观者。

　　脱离现实是衰落之源

　　文学期刊何以陷入当前困境？

　　第一，文学期刊脱离了当前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这种脱离不是期刊主动要脱离的，而是“被脱离”，因为原先文学期刊出版周期短、反应快。但90年代以来报纸、电视和网络的迅猛发展，文学期刊隐含的新闻性和媒体功能彻底丧失。比如近期山西矿难王家岭大营救，以前是文学期刊的好题材，刊物找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写上几万字，就很能抓住读者眼球。但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在事情刚刚过去的几天就播出了《王家岭营救》专题片，以现场第一手画面和资料，真实立体再现了营救过程。等文学期刊组稿编排出来，已是两个月后的事情。文学期刊在前媒体时代的优越性已经一去不返。

　　第二，文学载体的丰富多样，也使得文学期刊的独特性减弱。文学期刊繁盛的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都借助文学期刊成名，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要先在文学期刊发表才能得到认可。以至于后来有人否定“80后”新人的理由，就是他们没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这种否定当然是迂腐的，但反过来说明文学期刊在当时具有惟一的鉴定功能。随着出版周期的加快，今天的图书出版往往快捷于期刊，很多图书出版了，期刊才姗姗来迟。加之网络的方便和快捷，发表文学的载体就更加自由和宽广。现在手机和电子书的新媒体成为文学阅读的新空间。而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更让文学期刊少人问津。

　　第三，文学期刊的先天不足，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这个巨大的瓶颈是很难克服和排除的。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文学期刊基本上是被人求的部门，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读者阅读的无选择性，使得一些文学期刊养成店大欺客的脾气，较少考虑读者需求，在一种所谓的纯文学理论的保护下自娱自乐。这种牢固的精英意识，却往往疏远了广大的读者。

　　抓住读者便抓住了一切

　　网络文学能吸引更多参与者，很重要的一条，除了进入的方便和自由外，关键在于它的互动性。上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的文化思想家罗兰巴特感到旧的文学对读者的制约和限制，率先提出“作者死了”的观点，在当时颇为惊世骇俗，但他的动机就是要解放读者，让读者有更多的参与和介入。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对社会的参与性，而文学期刊关闭了与读者沟通的通道，自然会被抛弃。

　　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关键还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理念，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享受政府的拨款和优惠政策。文学期刊的“自恋”和整个文学界的自恋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各级领导部门要求文学界“走出彼得堡”（列宁语），但由于衣食无忧，文学期刊没有停刊之虞，所以往往徘徊在狭小天地里，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要求。如不警醒，恐怕会自然消亡而不知所终。

　　当然，这些年一些文学刊物也在做种种的努力，努力贴近时代和读者，如上世纪90年代《佛山文艺》曾通过反映打工生活的低端路线赢得读者；《钟山》、《大家》等四家刊物以“联网四重奏”的方式来扩大文学期刊的传播力；今年的《中华文学选刊》开辟的《上榜小说联展》栏目，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观念，在市场和品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的尝试已经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相信文学期刊只要以人民为本、以读者为本，开拓前进，是不难获取新的生存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