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钟沂和伙伴们一同创立的滚石唱片成了一个华语流行音乐的传奇。 段钟沂简介 滚石集团董事长，1948年生人。1976年和弟弟段钟潭共同创办《滚石》杂志，1980年创办滚石唱片。上世纪80-90年代，滚石成为台湾最大的本土唱片公司，在华语乐坛独自抗衡五大国际唱片公司。 今年1月18日，滚石唱片30周年同学会在台北346仓库餐厅里举办，150多名曾在滚石战斗过的艺人和工作人员聚在一起纵酒高歌，集体怀念交付给滚石的青春岁月。这一幕的情景，是1980年段氏两兄弟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万万想象不到的，当时他们才刚刚偿还了创办杂志欠下的大笔债务，整个滚石唱片只有六个人。 上世纪70年代在广告公司干得风生水起的段钟沂，因为和弟弟共同的梦想，凭借年轻和热情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唱片公司，并随之一路经历了三十年间音乐工业的风云变幻和滚石唱片的起起落落。在回首这三十年岁月时，段钟沂多次提到“意外”这个词：滚石的成立是个意外，能够遇到那么多的好歌手和制作人是意外，公司走向兴盛或衰落的每一步都是意外，能够让滚石出品的音乐进入很多人的个人记忆，则是诸多意外之中最大的惊喜。 创办 滚石唱片因缘造就 新京报：今年是滚石唱片成立三十周年，有很多媒体都对此做了回顾性报道，你一定也接受了很多相关采访，现在对“三十年”这个数字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段钟沂：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从滚石唱片的诞生，发展，直到今天，每一步都是意外，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造就的，也可以说是命运。如果不理会滚石唱片所处的大时代，我所经历的也不过是一家本土唱片公司一路走来的一些点滴而已。但这二十年来，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讲，我是听着滚石的音乐长大的，滚石影响了我的生活。对我个人而言，创办滚石的时候我32岁，现在我62，三十年看起来很长，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不会用兴衰来讲滚石，今天的滚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局，无论滚石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也只是过程。 新京报：滚石唱片的前身是你和弟弟三毛（段钟潭）创办的《滚石》音乐杂志，创办杂志时的契机是怎样的？ 段钟沂：追根溯源的话，应该是在1960年之后美国打越战，台湾成了美国大兵在亚洲的休假基地，本来文化很闭塞的台湾一下子进来了大量的美国流行文化，包括西洋音乐和美国杂志，比如《Rolling Stone》。1976年我当兵回来，刚好是台湾经济起飞，全民创业，我就和弟弟一起创办了《滚石》杂志，介绍西洋的摇滚音乐。《滚石》杂志是台湾摇滚音乐的鼻祖，当时杂志的撰稿人是摇滚音乐的第一代写手，他们的文字启蒙了台湾第一代音乐工作者。 新京报：当时杂志的内容都是以美国摇滚乐为主吗？那几年台湾的民歌运动应该也已经轰轰烈烈了。 段钟沂：没错，民歌运动也是1976年开始的。这场文化运动对台湾，甚至全华语地区的流行音乐后续影响都很大，除了“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培养出来了非常挑剔的一批“听音乐的人”，听众的欣赏水平被拉到很高，反过来带动音乐产品越做越精良，像侯德健、罗大佑、叶佳修、李宗盛他们都是受那些民歌手的影响开始创作。《滚石》杂志做到后期的时候也开始大篇幅的报道一些台湾本土的歌手，比如齐豫、郑怡、木吉他。做唱片公司的想法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起心动念的。 里程碑 三张唱片奠定风格 新京报：人们印象中的滚石，是旗下大牌歌手音乐人云集，几乎垄断了大半个华语乐坛的音乐巨头，你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段钟沂：滚石唱片刚开始创办的时候有六个股东，除了我和弟弟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股东是吴楚楚和彭国华，他们三年后离开滚石创办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叫飞碟，成了我们最大的对手。刚开始做公司时大家都想得很纯粹，就是把音乐做好。杂志时期，公司的口号是“滚石爱你，永志不渝”，拿读者当我们终身的伴侣、爱人去爱。后来滚石唱片的口号是“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就是要让每一个员工知道，滚石是属于大家的，要对所有的作品，所有听歌的人负责。 新京报：那么在滚石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几张唱片特别重要，成为了滚石的里程碑呢？ 段钟沂：我印象最深刻，也认为最重要的，基本上是滚石的头几张唱片。比如公司的第一张唱片《三人展》，这张合辑的三个歌手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的唱功都非常出色，她们打破了界定歌手的规则，证明了歌手不一定要长得漂亮，会唱歌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的一张就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蓝》，卖得非常好。那时候的市场一般唱片是三万张，《天天天蓝》卖到了七万张，最重要的是她让媒体、听众，以及整个产业知道了什么是滚石的风格。她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特殊，而且她不需要刻意营造她的特殊。 第三张关键的唱片是罗大佑的《之乎者也》，那时候他还在做医生，当时并不流行所谓创作歌手（Singer-songwriter）的概念，甚至于报纸上有一个记者预测这张唱片只能卖两千张，但我们很肯定地和罗大佑讲，不管卖多少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音乐。结果《之乎者也》卖了14万张，最后媒体评价说这张唱片是“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 另外一张唱片可能现在听过的人不多，就是陶大伟（陶喆的父亲）、孙越的《小人物狂想曲》，这张专辑为台湾唱片业开辟了一个新的路线，之前的唱片都是制作导向，重视的是词曲和编曲，《小人物狂想曲》这一张是企划导向的，我们第一次运用企划能力让唱片产生独立的力量和生命。在我看来，是这几张唱片建立了滚石的风格，也让台湾流行音乐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京报：滚石唱片在黄金时代创造了很多辉煌的销售纪录，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不会再被打破，你觉得滚石能够在华语乐坛一家独大，是否因为你们拥有最好的艺人和制作人。 段钟沂：我倒是觉得，滚石能够走到那样一个地位和影响首先是因为所处的时代。记得1988年我来北京谈唱片引进还要经过东京偷偷摸摸地进来。后来随着两岸“解严”，台湾的音乐才得以大量的引进内地，否则滚石再怎么样，也只不过是台湾本土的一家唱片公司而已。到了1990年左右，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也发现了华语音乐的市场越来越大，纷纷进驻台湾自己来开分公司，大肆收购本土唱片公司，瞄准的就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 重振 积累造就纵贯线 新京报：台湾的“民歌教母”陶晓清曾经说，滚石的衰落一部分原因在于过度的扩张导致失控，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段钟沂：我不认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市场打开了，对手也进来了，连斗了十年的老对手飞碟也被华纳收购了，真的是“退此一步即无死所”，如果不迅速扩张，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大的问题。记得滚石的最高纪录是在全亚洲设立12个分公司。我觉得扩张本身没有问题，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的确也遇到了失控的情况，那是因为人才培养的速度没有跟上输出的速度。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滚石衰落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段钟沂：说到衰落，曾经有内地的媒体叫我们是“没落的贵族”，我能理解大家对滚石唱片的爱之深责之切，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贵族，也没觉得我们没落了。滚石不是天生的巨头，最开始只不过是一家只有六个人的创业小公司，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至于没落，我不想拿环境当借口，但现在滚石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音乐内容产业遇到的问题。五大唱片进台湾之后，我们有太多次机会把滚石卖掉，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台湾有太多爱音乐的人一直跟我们讲，滚石不能卖！ 新京报：在一个音乐本体几乎无法作为商品出售，几乎所有唱片公司都要靠卖音乐附加服务来勉强维持的时候，滚石的未来在哪里？公司所拥有的海量音乐版权会不会成了无法创造价值的巨大包袱。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了时代背景决定了滚石的命运和发展，但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讲，滚石唱片本身也成为了时代背景的一部分。 段钟沂：滚石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完全超出最初的预计。因为滚石在人们成长的时代，提供了值得纪念的歌曲给他们，成为了生命中很重要的记忆。 本站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如有涉及作者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或删除。感谢所有提供信息材料的网站，并欢迎各类媒体与我们进行文章共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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