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报令”事件 欠公众一个合理解释

　1月，北京地铁公司称为乘客安全地铁站台停售所有报刊，只允许派送一份报纸，此举遭到公众普遍质疑。地铁发言人解释称该措施并非仅仅针对某份报纸。经审批，北京地铁公司拟在保证安全运营的前提下，于5月12日开始在5号线、10号线12座车站，共13个地点开展报刊发售试点工作。（5月11日 《新京报》）

　　“罢黜百家，独尊一报”的“地铁禁报令”曾令举国哗然，这一地方性禁令之所以引发全国关注，看点有二：一是人们无法将正规的地铁售报点与安全隐患联系起来，事实上，无论巴黎伦敦，或者深圳上海，都未出现过如此诡异的“禁报令”；二是所谓打着“安全”幌子的禁报令，落实起来却成了不折不扣的“一报独存百报杀”，司马昭之心，更令人愤懑。

　　2010年1月13日，律师张韬针对“地铁禁报令”规定，一纸举报信交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认为禁售规定违反了反垄断法，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现在，“禁报令”寿终正寝了。这是好事一桩。但我们都别忙着高兴——就如“禁报令”当年莫名其妙地横空出世一样，今日的夭折既算不得民意的胜利、也谈不上法理的伟力，当事部门的说法是，经过“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组对地铁线路设置报刊发售规划方案进行了论证、实地勘察及安全评估”，且开禁也仅仅是“试点”而已。于是问题就来了：当初卖报纸的时候，地铁怎么就不“安全”了？既然开禁了，当初的“禁报令”算是怎么个说法？今日开禁为什么要“试点”，其结果的好坏由谁来评估？……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没有随着“禁报令”的灰飞烟灭而终结。换言之，权力之骄纵、权利之孱弱，并没有在“禁报令事件”中得以程序性地纠偏。

　　因此，公众的担心倒不在于一个小小的“禁报令”，而是这种“禁”与“不禁”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可度量的、稳定的、规范的逻辑在？假如相关部门可以一会儿禁止一会儿开禁，谁也不用为此埋单或担责，禁与不禁一样不明所以，那么，我们有理由担心：一是其他相关部门会不会依葫芦画瓢，也在自家的势力范围内搞出“罢黜百家，独尊一x”的版本来？就算此举谁也没有受伤，起码已经表明了权力对市场主体的暧昧纠结，这种政策性广告效应会不会扰乱市场关系？二是“禁报令”算不算一种违反行政许可的权力越界试探？

　　“禁报令”的前世今生里充满了太多的或然——而我们对公共决策的期待，是法理情理之内的必然。公众之于决策，不是市民之于商贩的关系，讨价还价般的花样，越发让人心里没底。“禁报令”虽然死了，但谜团仍在，若等不来合理解释，这样的利好终将沦为不可复制的偶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