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圆桌会议

　　2012首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于7月24日、2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随着物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意识形态中的社会结构正以数字化形式展示出来，虚拟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与传播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邀请20多位传媒学界、业界精英，围绕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这一全球性话题展开深入讨论。以下为论坛首日圆桌会议内容。

　　会议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蒋宏处长首先邀请与会嘉宾用一句话回答两个问题，即，新媒体正在或已经改变了什么?新媒体未来还可能改变什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系教授洪浚浩认为，新媒体改变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这主要是在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的。未来的新媒体不一定是互联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认为，麦克卢汉的理论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而现在人却成了媒介的延伸和终端，这说明了人和媒介关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什么都没有改变，社会运行的法则本身没有变化，之所以表面看上去有很大的变化，是因为社会内在运行公式里的某些值在互联网中发生了变化，或是增强，或是削弱。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的刘幼琍教授则把producer and consumer两个词相连，提出了“Prosumer”一词，认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钟瑛认为，新媒体时代知识更新逐渐加快，以前的老师学的知识往往可以用一生，而现在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当老师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时，会很快被淘汰。新媒体终点在哪里，人和技术融合在一起，是毁灭还是更大的创新?

　　在回答学生提问时，彭兰指出，学新闻传播的同学，不能忽略技术的影响，我们可以不知道怎么去造纸，但要知道纸对人的影响。你可以不知道RSS，但是必须知道它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保持一种对技术发展现状的关注和了解。

　　洪浚浩教授认为：新媒体到底是不是改变了我们，衡量的标准不一样，结论当然不一样。但新媒体肯定没有改变基本的社会法则。新媒体只是改变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的组织结构。近两年阿拉伯世界频繁爆发革命有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动荡，二是经济状况非常差，三是新媒体起到的串联作用，冲破了控制，使信息得以自由流动，加上领导者处理危机不当，酿成巨变。新媒体的作用本身并不是改变发生的主要原因。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提到了“界限”和“差异”这两个关键词，他认为互联网打破了一些界限，也会重构一些界限，而“差异”是指新媒体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郑贞铭提到了文化与青年的问题，他认为新媒体将使大众文化成为现在文化的主流，今天社会青年的价值观就是明天社会的主流。同时，他对新媒体文化导致的“文化一公里，知识只有一英寸”现象和缺乏独立思考的现象表示了担忧。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指出，新媒体能够丰富了人们之间的交方式，加剧了情感的共振，从而改变人心，人心改变，社会则改变。另外，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社会灰暗性，比如色情信息等放大人的兽性，但新媒体带来的正能量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杜登斌认为，新媒体技术正在推动中国的网络问政。

　　在首日圆桌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来自全国100多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子与各位传媒学界、业界精英积极互动，勇于发问，各路观点的交锋不仅碰撞出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火花，更是启发了新闻传播学子的创造性思维，激发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热情。

　　来自新疆大学的同学向参加圆桌会议的嘉宾提问：“新媒体技术的确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新媒体或许更加深化数字鸿沟，我们应该如何在新媒体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传播?”刘幼琍向学子们介绍了台湾的宽频普及服务，希望以“村村有宽频、部部有宽频”的方法来解决台湾所面对的数字鸿沟问题。

　　沈阳认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以人际交流为主，对此，有关部分应该加大资金、技术的投入，在文化交流上多下功夫，政府应该在评价机制上做一些调整，加强与少数民族民众的交流。郑贞铭从培养传播者媒介素养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新媒体应该成为增进人类和谐与沟通的工具，新媒体使用者的专业精神、媒介素养非常重要，必须从道德、勇气、自制、反省四个方面多下功夫，增强社会责任感。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蒋宏教授对首日“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圆桌会议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新媒体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方式，但是不变的是人的内心、人的善良、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而在未来社会中，新媒体使用者的学术素养、媒介素养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探讨。新媒体广告相关资讯信息详询广告买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