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广告分成和锦囊八计

　　湖南卫视针对女性的大众歌手选秀赛《超级女声》进入第二年的选秀，就是那一年，它拉开了真人秀节目爆红的序幕。真人秀节目的竞争也随即进入白热化阶段。从单纯的模仿到创造性的本土化，从参与者到幕后推手，从节目构成到商业模式，观众、市场的需求不断助推着变革。一次一次地突破瓶颈，为所有的参与者(观众、参赛者、制作团队、外方合作者、广告客户……)带来了真正的价值。

　　如今，选择恶俗还是选择高雅?如何才能击中人们的泪点?这样的问题，无不需要从商业利益和精神气质的平衡上下工夫，才能回答，实际上，所有的选秀节目都无法回避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也是其避免“短命”的“命门”。

　　节节飙升的广告费和收视率无不证明着《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从最初的每15秒15万，到现在的每15秒36万广告费，以及同时段全国收视冠军的持续保持，《中国好声音》俨然成了一台赚钱的机器。

　　而这台赚钱机器从节目开播后的两周之内，就帮它的播放平台――浙江卫视收回了成本。

　　都说《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是站在了其原版――荷兰《The Voice》这一巨人的肩膀上，但两者在赚钱的模式上却不尽相同。并且与以往国内的一系列同类型节目相比，《中国好声音》在商业模式上都有着不少创新之处，这兴许也解释了它为何能将商业效应发挥到极致的原因。

　　从国外买进版权到制作，《中国好声音》出自“灿星制作”之手。响当当的《中国达人秀》、《武林大会》以及《华语音乐榜中榜》均打造自这个团队。然而不同于以往的这些节目，也不同于国外原版的《The Voice》，灿星制作此次打造的《中国好声音》首次引入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

　　《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此作出了解释：“以往所谓的制播分离通常是制作单位完成一档节目的创意、理念及制作，然后由电视台花钱购买。所以对于制作单位来说，收入是固定的，如果要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他们只能从控制自身成本的方向努力。”

　　但这次，灿星制作却是直接参与浙江卫视的广告分成。根据陆伟的介绍，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达成协议，如果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将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

　　不封顶的、巨大的利润空间无疑倒逼着灿星制作出最好的产品，不惜成本与投入。而过去的模式只会让制作单位想尽办法减少开支，这在陆伟看来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开始。“控制成本会影响节目的质量，这直接导致收视率不好，收视率不好电视台的广告营收也受影响。”陆伟说。

　　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制播分离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而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这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但陆伟也坦言，这种模式的风险很大，因为灿星制作承担了所有的版权费，如果节目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他们还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

　　此外，不同于以往的节目对明星导师们采取付费的方式，《中国好声音》中明星导师共同打造产业链的模式让明星们长期共同投入，这无疑将使得明星效应更大作用地发挥出来。

　　过去邀请嘉宾的方式较为简单，节目组打包报价或是按照场次计算，嘉宾每做一期节目算一场报酬。此前就有消息称：《中国好声音》花费2000万酬劳邀请四位明星导师。

　　但陆伟予以否认，他指出：“我们与导师的合作模式，并不局限于这几期节目，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共同打造。”

　　在引入原版《The Voice》的其他国家中，节目结束于那一季冠军的产生，除了节目本身的衍生品或是线上歌曲的继续销售之外，歌手签约、演唱会、唱片发售等获利环节都与节目的制作方没有任何关系。

　　但灿星制作想下一盘更大的棋。灿星制作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等项目都收归自己所有，而包括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明星导师们也共同投入，明星导师无疑也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全产业链的打造。这在以往本土的节目制作过程中也是全新的尝试。

　　对于此种模式产生的巨大经济收益陆伟讳莫如深，他表示：“对后端产业链的开发也有助于让中国乐坛的现状得到改变。”广告买卖网欢迎您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