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纯文学期刊杂志的生存之路

　　早在今年五月，《收获》杂志社就再次拿到了“上海市著名商标”大匾。业内人士称，这已经是该杂志连续4届得到这个称号，这非常值得人们思考。

　　获奖的背后，是这份纯文学杂志自1986年起自负盈亏运营至今的事实。在纯文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均日渐式微的当下，已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收获》的生存和发展轨迹已经折射出当前纯文学期刊生存的艰难，而它已经获得的附加值和影响力，也为其他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收获》的生存之道：把心交给读者

　　《收获》活着。

　　听上去，不算多大考验。作为中国文学期刊的“金字招牌”之一，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收获》，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文学圈内有一句话是，你在《收获》上发表3部小说，就意味着你已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可与其它“著名商标”们相比，“《收获》的经济数据完全没法比，我们十几名员工，人家是十几万人的超大企业。我们获奖，主要还是因为品牌，因为杂志影响了几代人。”杂志社副社长王彪坦承。

　　一直坚持纯文学立场的《收获》，以“口味严苛”来形容也不为过。自创刊以来的56年里，这里首发了莫言、贾平凹等成名作家的新作，也是余华、苏童、王安忆、马原等人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之处。也因此，这本面目朴素的杂志，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文学领域的制高点。

　　但如今并不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就像潮水退去，留在沙滩上搁浅在那里。”《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这样形容文学期刊的际遇。“文学边缘化与文化断层的存在，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

　　《收获》没有拨款。它是国内最早取消行政拨款、靠自己力量生存的文学期刊之一。巴金曾为这份倾注其半生心血的杂志题词， “把心交给读者”，希望《收获》由读者养活。有读者看，杂志就有生命力。

　　《收获》也不登广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杂志社刊登广告的想法，巴金回复说，“不要靠广告，你们也可以活下去。”他不愿意让文学沾染商业，要保留这块思想文化的净土。

　　以不变应万变。56年来，《收获》坚持的，就是“出人、出作品”。

　　“必须保持最好的小说都发在这里。”程永新说，“应该说我们运气比较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收获》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一直都在。作家有重要的作品，首先会想到《收获》。”仅以今年为例，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等重头作品，通通发表在《收获》。

　　凭借其高水准的作品，即便是在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收获》仍维持了稳定的10万发行量。倚靠这个领跑全国的发行量，如今的《收获》一直顽强地自主生存着。

　　在程永新看来，读者的认可，才是一本杂志最根本的生存之道。“在选稿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高水平，高门槛，选真正有水平的作品，这样才能让刊物形成持续的影响力，为杂志培养一批固定的读者，支撑住杂志的生存。如今文学虽然小众，但喜欢文学的人还是有的。总之，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文学期刊：如何保护文学的根基

　　但绝大多数的纯文学期刊，却并没有《收获》那样的幸运，而是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八仙过海活下去。

　　《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指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文学期刊，面临着网络的冲击、数字阅读的兴起，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果完全依靠自有力量，要活得有声有色，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这也解释了如下事实：有的文学杂志在正刊之外出“李鬼”，收版面费生财；有的干脆转型刊登其它内容；有的黯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目前一些老牌的纯文学期刊还选择在困难中坚守，也有些选择了转向，存活下来的大多数纯文学期刊也都是靠政府拨款勉强过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艾克拜尔·米吉提说。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刊物。社会对文学的需求没有那么多。”程永新说，如今能做到5万册以上发行量的文学期刊，凤毛麟角。“做得好的，有一两万册的样子。很多就是几千份，一个广告也就几千块。有的靠企业赞助，有的背倚所在杂志社存活，有的每年国家拨款几十万，还是亏损。未来大批文学期刊，我认为还是会被淘汰。”

　　要拨款，其实也没那么难。“一个省，没有纯文学杂志，脸面无光。而且，没有文学杂志，本地作家怎么培养？”王彪笑着解惑，“再说，对政府而言，养活一本文学期刊的花费，真的没多少。”言语中，这位常年跑发行的老出版人颇有羡慕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句话：按市场规律，没法生存。按中国规律，生活得还挺好！”

　　即便是《收获》，也不能说背后就完全没有相关扶持。

　　如今，杂志社的十余人，使用的是由上海作家协会提供的几间办公室。上世纪90年代初，纸张价格猛涨，刊物又无法临时提价，亏损严重的《收获》分别向上海市作协和上海市文化基金会借了20多万元后勉强渡过难关，后来还上。

　　更重要的支持发生在2011年。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设立稿酬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提高本地区文学刊物《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稿酬，每千字从原来的80元提到最高500元。“每年100万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关部门每月都会来审核，编辑部不会拿一分钱。”程永新说，这能帮助作者获得更加体面的稿费收入，也增强了期刊组稿竞争力。

　　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在逆境中求生的《收获》独立提高稿酬的愿望，只能是镜花水月。

　　“要繁荣文学，就必须从政策法规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保护文学原创，否则原创文学期刊的处境会很尴尬。”《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认为，“保护原创文学杂志就是保护文学的根基。”

　　现实出路：好内容是永远的王牌

　　事实上，文学期刊的困境，其实不是个新鲜话题。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而纯文学正是文学期刊赖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期刊的濒危，其实只是纯文学“门庭冷落”的体现之一。

　　“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就不大，先天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轶说，纯文学所担当的角色，只会是“站在没有太多人关注的、甚至是比较高的角度来客观冷静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

　　人们的失落感，更多来自历史的落差。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文学少年的必备读物。“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程永新说。

　　而在刘轶看来，那段纯文学的狂欢季，未必是常态。“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当时的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众文学的文化身份。”

　　如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帮助人们开始重新聚焦纯文学，也更为关注文学期刊的命运。在艰难地挺直腰杆活着的同时，也有些潜在的新危机，不容忽视。

　　“喜欢《收获》的读者年龄都比较大。”程永新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收获》特别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我们有很多努力，从内容到渠道上，重视微博宣传、支持淘宝销售、构思与豆瓣合作等。”

　　杂志也曾刊发郭敬明、安妮宝贝等年轻作家的作品。尽管众说纷纭，程永新却认为，“《收获》的传统就是非常关注年轻作家。我们知道文学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出新人、出新的作品来实现发展的。”

　　但总的来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一份自负盈亏的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路，本身就是充满纠结和挣扎的。“我们既要考虑文学的品位质量，还要考虑生存，不敢轻举妄动。”程永新说。

　　事实上，《收获》也不可能有更多余力来冒险。尽管成本越来越高，每本15元的《收获》却多年未敢涨价，“怕影响销量。我们也尽可能每期多放字数，让内容丰富一些，一本有近40万字。”程永新说，“对未来的忧虑是存在的，但我们总坚信，好的内容还是人们所需要的。”

　　艾克拜尔·米吉提也指出： “一些重要的纯文学期刊，既是文化名片，又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还有很多地方性纯文学期刊担负着丰富地方文化生活、培养地方优秀文化人才的重任。无论多么艰难，纯文学期刊也还是要坚持办刊初衷，一方面发表最好的作品，一方面培育新人。”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纯文学期刊而言，除了注重文化价值的传承之外，同时也要注意在内容和渠道上不断革新，增强杂志媒体的吸引力，从而在市场上立足和发展。更多观点请继续关注广告买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