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 内容资源如果不能够成为数字时代的各种要素之一,在我们手里会逐渐贬值。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今天,传统出版业可以说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而且还有个定语是——“人们长期以来用疑惑和怜悯的眼光看作的弱势群体”。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这些年飞速发展,到2012年,整个行业的营业收入达到1935亿元,而传统出版业从中只分得的蛋糕不到3%,即不到6个亿。在移动互联网企业眼里,我们被他们一次一次地宣布判了死缓,只是缓刑很长而已。 今天,传统出版业面临数字出版和互联网出版、移动互联网出版的挑战,我们始终有一个心结没有解,即“逆之者一定亡,顺之者未必昌”。应该讲传统的出版商,无论是在互联网时代还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自身的问题没有解决。继续关注广告买卖网,了解更多广告新闻精彩内容。 体制问题没解决。目前我们应对数字出版的决策体制、研究体制、运行体制都相当的迟缓。3年前我和中国联通总经理陆益民商谈过一个战略投资合作项目,就是成立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尽快由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联通成立一个手机出版公司,将中国出版集团现有的出版资源通过移动通讯的方式,能够实现它的延伸价值。然而,这个公司3年前谈到现在还是纸上谈兵。这表明,现行的运行机制、决策体制和运营机制决定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变革下,我们还很不适应。 现在传统出版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所谓谈转型的时候,常常以做了几个APP的应用,上线了几本电子书,就不断地去宣传说实现了重大的突破,这都完全南辕北辙了。我认为,传统出版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工作是使整个业务流程实现数字化。从组稿、编稿、审稿到发行,实现数字化,而我们现在仍然按照传统的流程来做,每个出版社都配了大量的电脑,但是电脑没有编书,而是在玩游戏。 传统出版企业仍然按照传统的思维来做。数字时代,海量信息,落脚到个性化的供应,这是数字时代出版的辩证法。而现在很多传统出版社,包括中国出版集团下属的很多出版社,仍然面临着海量用户的设计产品。比如设计的产品究竟谁在读、谁在用,它的需求是什么,从来不考虑,我们仍然考察的是市场发行量,没有考察读者特殊的需求。同时,我们现在做数字产品的过程中,技术含量极低。 标准格式的不统一。中国出版集团有二十几家出版单位都在做数字出版,其标准是“八国联军”“三国演义”。现在要做一个数字集合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因此,500多家出版社,标准统一的问题亟待解决。 盗版问题依然很严重。目前许多大型互联网运营公司还存在着很多的版权问题要解决。说实话,其实对我们传统出版商伤害比较大的不是那些不知名的小网站,而是大型运营商。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海量信息高速运营,它没有颠覆一个问题,即精神产品、出版物最终是个性化的创造。如果创造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没有得到保护,这个创造将是不可持续的。今天互联网的销售收入、海量用户,已经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但是如果不尊重创造,创造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将得不到保障,这个行业的垮掉和十几年前的音像业的垮掉是殊途同归的。 出版社实现数字化,必须取得作者授权的问题。中国出版集团拥有数万种产品,有上万个作者,这些作者过去和我们大都签订了纸质出版合同,但现在出版社要重新取得他们的授权做起来很难。当然,网络传播权是一个复制权,这个权怎么来获取,应该从国家层面,从企业层面有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来取得。现在的现状是,所有的作者都知道自己的作品还有一个网络传播权,坐地还价现象频频出现。所以,传统出版业数字化推行不开,有许多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因素和问题。 面临这种状况,我们要做好一条,就是首先要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比如,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是国有一人制公司,并没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按照公司化的要求,按照股份制的要求,建立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一个治理结构。 另外,很重要的是传统出版企业一定要和运营商、互联网企业深度融合。今天的中国数字出版,实际上都做了半截出版,没有一个企业做了全产业链的出版,因此需要去融合。再有就是,加大版权保护的力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要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版权保护也要从单纯的版权管理向版权治理提升,管理是单向的,是政府机关单向的发令,而治理是业界和政府机关共同参与的,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所以,如何由版权管理向版权治理发展和过渡,需要破解很多问题。(部分) 本站文章部分内容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如有涉及作者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或删除。感谢所有提供信息材料的网站,并欢迎各类媒体与我们进行文章共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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