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佩蒂格里：“旧媒体”往往有绝处逢生能力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教授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Pettegree)在他的著作《报纸的发明》中谈到：如果谁说他可以预测报纸的未来，那么此人不是骗子就是傻瓜。

　　单独看原始数据，报纸似乎的确已经呈现出绝症缠身、日薄西山之势。自2000年以来，英国大多数全国性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目前只有26%的美国人将报纸作为主要新闻来源，这个数字在2001年时是45%。在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最不缺的就是胸有成竹地预言最后一张印刷的报纸一定会在至多15年内被埋葬的“先知”。

　　然而，为数不多值得信赖的历史规律之一是，旧媒体往往有绝处逢生的习惯性能力。《纽约时报》有位记者曾在1835年意气风发地宣布：书籍、剧院甚至宗教“已经拥有过自己的时代了”，而报纸将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介”。实际情况如何呢？剧院不仅比报纸，也比电影院和后来的电视要天长地久；而在电视机年代，广播又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电影院同样在录像机和DVD机时代悠然自立。2013年前三季度，美国精装书籍的销量提升了10%，而电子书销量有所下降；甚至黑胶唱片的表现也令人大跌眼镜——在亚马逊上的销售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745%。

　　报纸出现伊始，本身也是一种“新媒体”。正如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教授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Pettegree)在《报纸的发明》一书中所给出的精妙概括：报纸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成为新闻的主导媒介。这不仅仅因为，有了蒸汽印刷机、铁路和电报后，为一个庞大的读者群生产最有时效性的新闻才变得可行而经济，同样重要的是，世界是在持续变动中的并且人们时刻期待掌握一手消息的这种认识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注意到的——这种观念对中世纪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对近代早期的大多数人而言也是。

　　对我们祖先而言，唯一关心的现实是季节的正常更替，但是季节的正常更替由于饥荒、洪水或疾病等灾难的来袭而时常被打乱，他们缺乏可靠的预见方法。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在其调查手册《新闻：使用者手册》中指出，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以及“最重要的真理是重复性”。即使常规地接触各类消息的需求已经成为可能，中世纪的世界其实还并没有掌握其要点。

　　这并不是要否认，新的法律、税收、军队以及各自的进展的细节，还有谁受宠谁失宠等等这些内容其实的确很受追捧的。但是，就如一位BBC播音员在1930年耶稣受难日时所做的，如果新闻频道说：“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为您准备了音乐。”那么这其实也是很正常和可以被接受的。

　　中世纪时，口口相传是当时人们的消息来源。任何目击重要事件发生的人所提供的一手消息都被视若珍宝，至少，像商人、有产阶级等对事情的真假还是充满一些兴趣的。对更多的普通大众而言，消息常常是通过戏剧或歌曲来传播的。书面的解释记录并不足以服人，因为你无法对写这些内容的人反复询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15世纪时活字印刷在古腾堡被发明，但报纸行业的发展还是如此缓慢。

　　商业化的新闻服务首次出现在16世纪的意大利，即当时每周秘密手写的简报，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avvisi。这些avvisi会传送到包括当时欧洲很多统治者在内的用户手里。而这项新闻业务直到17世纪初还控制着意大利的新闻市场。佩蒂格里在书中写道：拥有了这些avvisi后，公开印刷的文档就失去了某种微妙的感觉和灵活性。那些把内容摘抄出来的人无疑会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不安全感，就像今天搞到一些重要的内幕消息的记者一样。但是这种简报的产量保证了它们的独特性和排他性，保证了它们在读者眼里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早期印刷的报纸，虽然本身是具有吸引大量读者的潜力的，但还是趋向于模仿精英的通讯模式。报纸的大部分消息都是来自国外的消息；国内消息树大招风，会吸引政府注意并招致审查等危险。而且，报纸很少有分析和评论的主动性。读者们对主宰欧洲的政要一无所知，国际联盟的变动，德国的地理范围……对于这类内容，报纸几乎都不涉及。对很多读者而言，报纸一定是看起来提供了难以理解和解释不了的一堆混合信息，很难再引起他们过多的关注。

　　古腾堡发明之后两个世纪中的大多数时候，新闻小册子是一种更加成功和受欢迎的形式。根据出版商的判断，当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市场反应时，这种小册子就会零星出现。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好的状态，这时候，新闻可以呈现为一种连贯的、密切相关的和完整的叙述，没有真假莫辨，没有回答不了的疑问，也不会有那种即使是最严肃最高端的报纸也常常无法完全避免的有始无终或虎头蛇尾。新闻小册子将选择权给了读者，读者可以深深浸入其中感受大事件，也可以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完全取决于话题是否切中了他们的兴趣点，或看上去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由此，这其实完全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几乎式微的、但其实无可辩驳和永恒的真理：新闻很多时候是，对这拨人而言比对另一拨人而言更加重要一些。

　　相比之下，报纸大多数时候是例行公事或提醒公众一些未解决的事件。正如佩蒂格里在书中描述的：船只抵达港口，签字者来到法院，股票价格上涨和下跌，将军被任命或被解除指挥权……报纸上的新闻大多是这种行文方式。今天的报纸苦心孤诣在挖掘的名人关系又有什么不同呢？挖掘或者不挖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挖掘出来，又怎样呢？又或者，日常行政事务、反对派的动态与日常饮食建议，有何不同呢？政府社会政策的最新变动或某位明星恋情的变化有何不同呢？这些也都是客观事实。而报纸就是忠实地、反复地报道这些客观事实。

　　对于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新闻信息中的所有刺耳的杂音，没有哪一种媒介形式比早年那种新闻小册子的表现更令人满意。近代早期的那些小册子好歹在报告了开头后，还会有恰当的展开并最终记得给读者一个结果。今年1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Insight团队在1960年代创立时的创始人之一朗·霍尔(RonHal l)过世。在成立初期，Insight的工作是将一周内新闻的背景资料提供给读者，这是一项非常挑战传统智慧和操作方式的工作。英国《泰晤士报》的讣闻中对霍尔的评价为，“进行还原研究的大师，尽可能多地整合各种资源，过滤掉冗余的信息，最终专注于对核心故事进行塑造”。而今的报纸已经不再有足够多的资源，或许也是因为不再有像霍尔这样能干的记者能够充满热情和信念地去进行这样的新闻内容生产工作。Insight团队做了很多“Instant books”，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并不合时宜，因为当时已经有电视新闻纪录片。纵深叙述和分析新闻的最直接、最恰当的方式是广播，其次是周刊或者月刊的杂志。

　　如果说德波顿这本令人沮丧的书有任何主题，那么这主题就是：新闻，正如新闻的存在一样，远远短于为了新闻而进行的协调、筛选和策划工作。在新闻的语境中，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被从容不迫地讨论和应对的。阅读英国除了《金融时报》以外的所有的日报，你常常会被一些批评残暴、不公、谎言、虚伪、贪婪和无能的报道所围绕。将“愤怒”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新闻内容，而是报纸本身，然后再渗透到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网站等。不加节制的情绪、语气，否认事情会存在不确定性……德波顿眼中的新闻就是如此糟糕。

　　我们现在所处的危险在于，面对所发生的事情，各种立场的干扰使得新闻人无法集中精力去探究事实，也无法最终提炼出自身的立场。新闻中的各种暴行到底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民众在各种事件中到底是什么感受？这些的确值得分析，可是纷乱之中，所有几个小时前还热闹非凡的事件，转瞬之间便失去了关注度。

　　今天的很多新闻都是一种没有结局的叙述。有媒体在关注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在进行怎样的银行福利改革吗？英国对于恐怖主义嫌疑分子的审问建立了什么新制度呢？针对全球变暖的危机，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些措施由谁在实施？纸媒发生的变革究竟要如何应对呢？这些问题都曾经被关注过，而后又无人问津了。如果人们对公共事务越来越玩世不恭和麻木不仁，那么媒体和政治家一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佩蒂格里认为，报纸，尽管最终也还是难逃被看作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命运，但为了寻找自身角色定位已经挣扎了许久。19世纪以前，新闻行业基本上并不是作为一种可以用来谋生的全职行业而存在的。尽管如此，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新闻有固定的需求，不管是每日新闻还是每周新闻，总之新闻是被需要的。某种程度而言，出版发行上的一些传统规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种负担。比如，固定的版面、版式、广告形式、内容长度、出版时间等，有时候，由于这些定式的存在，报纸无法很好地跟随事件变化。

　　在线新闻网站避免了出版周期的僵化。如果这些新闻网站是免费的，不同读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跟进事件或者忽略事件。日益成熟的搜索引擎和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新闻对于每个不同个体而言的个性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背景来决定一件事情是否是新闻。当重要事件发生时，新闻网站可以全天不停更新。各种错误和炒作也可以立即通过后台纠正。对事件的叙述和分析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相关的信息和档案也可以在网络世界中通过一个超链接设置实现全文访问。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挣脱了报纸出版中的各种限制。看上去自由又美好，是吗？然而，在“新媒体”的力量不断蔓延的当下，又有多少新媒体机构是发展得风光无限的呢？

　　面对新闻，焦虑总是最先而来的——最大限度地扩大读者的评论，让事件不断发酵，产生更多声音和情绪，从而增加热闹的感觉。在中世纪的世界，新闻通常是在市场或小酒馆中交换的，那里是真相与谣言、误解竞争的战场。这是不是也很像今天纷乱的新闻界？其实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原初的消息世界中。

　　佩蒂格里推测：报纸的形成很可能只是因为，在18世纪的某个阶段，报纸这种形式成为了一种时尚配件——当时发生在大都市中的事件只有都市里的圈子才会传播，偏远处的医生、乡绅等人被剥夺了知情权，他们需要通过报纸来达到一种亲近大都市知识圈的情感体验，所以报纸就成为了身份的象征。换言之，报纸的产生更多的是一种装饰的意义，其实，在内容上它也并没什么建树，甚至也难讲曾经辉煌，它只是通过报道各种事情而让人感到世界的无边和复杂罢了。所以，也不必先急着讨论报纸是不是正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现在看上去如日中天的互联网等新媒体也可能仅仅是在增加德波顿所描述的那种“我们生活在一个改善空间有限的、根本上十分混乱的宇宙中”的感觉罢了。更多观点请继续关注广告买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