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梦想”去哪——电视真人秀扎堆背后

　　2014年初，类“梦想秀”电视节目依然是小荧屏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不只是《我是歌手》(湖南卫视)、《中国好歌曲》(央视)等音乐节目，还推出了科学类的《最强大脑》(江苏卫视)、圆梦真人秀《私人订制》(北京卫视)以及喜剧类的《笑傲江湖》(东方卫视)等。从《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到近期的《中国好歌曲》、《笑傲江湖》，籍籍无名的“圆梦人”或“追梦者”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竞技比赛、演绎着一波又一波的人生悲欢，他们或喜极而涕晋级或黯然神伤退场。

　　借用《中国达人秀》的口号“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相信梦想，相信奇迹”，如同一句咒语、魔法飘荡在台前幕后。人们不再谈论理想、信仰，坚持梦想、实现梦想替代了一切。如果说电视机是一台哆啦A梦般的造梦机器，生产着普通人也能梦想成真的奇迹，那么如今在屌丝、土豪“横行”的时代，这台造梦机以梦想编织了一个不同于现实阶层矛盾的叙事。

　　型号各异的造梦机

　　自从2012年引进海外版权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带来新一轮收视奇观以后，不仅使得购买高收视率的原版节目成为国产电视栏目转型升级的捷径—如《爸爸去哪儿》(湖南卫视)、《最强大脑》就是最新的例证，而且此后出现的电视节目在拍摄风格和情节设置上也大多“好声音化”，就连导师都得找4个明星，如《超级演说家》(安徽卫视)、《中国好歌曲》、《笑傲江湖》等。不仅如此，《中国好声音》的魅力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真人秀节目的奇幻效果，与前些年讲述成功者的奋斗史以及青春靓丽的超女快男不同，如今占据舞台主角的是一些其貌不扬的草根或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更多资讯请访问广告买卖网的电视广告。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4位决定学员能否留在台上的导师，不只是要说出竞技者歌唱方面的优劣，还要时不时地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尽管节目组非常精心地给每一位参赛者“编排”了不同的个人故事，并凸显不同的“个性”及音乐风格，但这些学员却如同一个模具雕刻出来的工艺品一样，怀着“同一个梦想”，这就是一种个人成功的励志梦、奋斗梦。栏目的“悬念”在于，导师能否如上帝般作出合情合理的判决。从参赛者踏着红地毯走进摄影棚始，到比赛结束、回归亲友的怀抱，在这里，每个参赛者都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这种个体来自于父母之家或者夫妇之家，其“人生”的主体段落就是参加一次又一次的竞技与过关的比赛。这多么像一个压缩版的人生与社会的寓言。

　　在这种个人与社会的隐喻中，被凸显的是孤零零的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音乐才能从已然成功的导师那里获得认可，能够被说出的只是个人及家庭的创伤与困难，而支撑个人与小家庭存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化为乌有”。这使得《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充满了童话般的“魔力”，其最大的“魔法”就是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让灰姑娘穿上水晶鞋。

　　2011年播出的《中国梦想秀》同样是让“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或拥有超级才艺的普通人“圆梦”的节目，这些从天而降的“化外飞仙”仿佛来自于盛产“奇人异事”的化外之地，他们的载歌载舞、高超艺能与其“真实”的生活状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从而使得电视机更像一场魔术演出，这或许也是让科学奇才制造奇迹的《最强大脑》能够吸引眼球的原因。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这一“见证奇迹的时刻”，从而不会追问为何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必须经历这种“舞台机制”的遴选。不管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企业中的员工，甚或机关里的公务员，都需要经历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业绩考核，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的导师转化为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量化指标。在这种个体与魔幻舞台的对立中，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每个参与者彼此分隔，他们既不是“扶老携幼”的伙伴，也非“同甘共苦”的合伙人，而是相互比拼、搏杀的竞争者。《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在营造个人成功的白日梦的同时，也如此直接地再现了个人在社会舞台中的真实境遇。

　　个人处在一种去社会化的状态中，唯一可以提供心灵慰藉的就是家庭。2013年10月湖南卫视从韩国引进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把竞技文化与家庭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爸爸要带着孩子挑战一个又一个的小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对孩子的呵护与教育，孩子从小就需要培养竞争、挑战自我的意识，以便可以在参与成人社会的游戏中获胜。节目中所呈现的户外、野外空间或者电影版中的野生动物园，不仅不是非城市化的他乡，反而是如竞技场般现代都市生活的自我投射。问题不在于教人如何育儿、亲子，而是孩子成为塑造中产阶层家庭完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竞技式的选拔机制、个人成功的价值观以及对家庭伦理的强调，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秩序过度自由化所需要的文化规范。

　　“梦想”去哪儿?

　　对于生活在市场环境里的个体来说，从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变成光鲜亮丽的成功者似乎是每个人的宿命，诸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彩虹”、“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等人生格言也是大众文化(流行音乐、影视剧等)最善于讲述的心灵鸡汤。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那种强调工业生产、革命斗争的工农兵文艺也转变为讲述个人奋斗、成功励志的大众文化。港台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抢得先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文化恰好是一种与市场体制相匹配的文艺样式，直到90年代中国本土大众文化才开始全面兴起。90年代初期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也是最早讲述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故事。

　　如果说人人通过勤奋努力都能获得收获和成功是80年代先后开启的农村、城市改革的情感动力，那么90年代经历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潮流，曾经在80年代改革中获益的农民、城市工人群体、进城农民工则迅速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小资、白领们与新富阶层成为新社会的中坚和主体，中国社会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阶层重组和分化。新世纪以来那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逐渐转变为有房有车有孩子的中产梦，一种从奴隶到将军、从底层到上层的阶层跃升转变为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层制秩序，这也正是2005年前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剧得以流行的社会背景。科层制(又名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制度，在机关、公司中广泛应用，被认为是一种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科层制并不实现阶层身份的逆袭，只是一种从白领到中产到金领的上升路线图。这种中产梦也是中国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只适用于城市白领群体，对于大量从事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科层式的晋级制显然无法打破阶层的壁垒。

　　这种奋斗励志的职场故事没有流行多久，2010年前后职场故事逐渐转变为谍战剧《潜伏》式的办公室政治以及后宫剧《甄嬛传》式的腹黑术，那种阳光下自由公平的竞争迅速变成黑夜里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这与白领阶层近些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压力以及失望情绪有关，也就是说成功并非来自于“正能量”，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腹黑和暗箱操作的结果。昔日作为中产阶层后备军的小资、白领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资本空间中成为“高学历、低收入、难发展”的蚁族、屌丝，中国社会完成了第二轮阶层分化，这也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现实基础。“逆袭”的命名本身恰好印证出奋斗的失败和无法成功的绝望感，逆袭并不挑战黑暗世界的游戏规则，反而是对既定游戏规则的高度内在化，这就是逆袭的悖论之处，正因为无法逆袭成功，所以才要逆袭。

　　就在这种新世纪以来依然能够分享个人成功梦的白领阶层陷入屌丝化、无法逆袭的境遇之时，借助《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电视栏目的推动，涌现了一批身怀绝技、才艺的草根明星、草根达人，这些故事与其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逆袭成功的希望，不如说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经的勤劳致富、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赌博游戏和赌徒心态。这些其貌不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实现梦想再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抵达的目标，而变成了一种人间“奇迹”。也许在越来越难以出现奇迹的时代，人们更愿意相信“奇迹”会发生。

　　梦醒时分，还是继续做梦

　　屌丝的逆袭已经变成一种传奇，能够参与饥饿游戏依然是一份人生的“幸运”。

　　2013年岁末，导演冯小刚拍摄贺岁喜剧《私人订制》，沿用《顽主》(1988年)“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和《甲方乙方》(1997年)“好梦一日游”的模式，继续替人圆梦。新的“私人订制”公司帮助人们完成的梦想不再是戏仿革命者或者扮演过去的角色，而是实现一种阶层身份的互换。3个段落分别让司机体验领导、让商业大导跌落底层变成贫困艺术家、让清洁女工做“一日”亿万富婆。每一种身份穿越表面上看起来是对阶层位置的僭越，实际上却维系了原有的界限。司机和清洁工在“梦醒”之后都体会到当领导(权力)和富婆(资本)的不容易，反而更加安于本职工作，而大导演与棉花匠的“换血”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底层人，只不过摇身一变为行为艺术家。如果说大众文化讲述梦想成真的故事是一种白日梦，那么告诉人们“梦想不过是梦想”也会起到白日梦的效果。

　　2014年初北京卫视借《私人订制》热映顺势推出同名电视节目，这档真人秀不仅把电影变成了“现实”，而且延续了电影反白日梦的精神。第一期是给北漂保安“圆”总经理的“梦”，小伙子的人生偶像是香港富商李嘉诚。“梦想订制团”让他在一个高档美发店做3天总经理，经过亲身体验，北漂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总经理的素质，最终了悟到总经理不是他这种人能够当的，白日梦彻底变成了黄粱一梦。与电影版相似，梦想的破碎并没有动摇梦本身的合法性，反而让做梦者更加认同于屌丝的身份。这种屌丝与土豪的区隔已经在荧幕上变成泾渭分明的双重空间，相比北漂保安“化身”为总经理“闯进”不属于他的空间所显示出的无助和孱弱(尤其是在摄影机及成功者组成的梦想团的“训斥”下)，第六期节目的主题是安排富豪爸爸与叛逆儿子穿越到四川汶川羌族村寨，通过田间劳作等农家乐体验来缓解父子之间的隔阂。面对辍学的同龄人以及无钱看病的妈妈，“富二代”最终找到了亲情的温暖，并与富爸爸相拥而泣，这些朴素善良的村民不过是治愈父子感情的前现代异域他者。这种富裕(城市)与贫困(乡村)的对立不再是文明与愚昧的对抗，而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空间隔绝，同样的叙事策略出现在户外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中。这档节目既呈现了明星父子、父女背后的“凡人”生活，又让这些习惯现代化大都市的星爸萌娃遭遇城市之外的乡村空间，如第一季12期节目的户外场景分别是北京郊区农村、宁夏沙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山东胶东海岛、湖南寺庙、黑龙江雪乡等，这些非城市的差异空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关于乡村的自然化想象。这些“从天而降”的“闯入者”在走进乡村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并没有心情了解、触摸这些差异化存在，也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同一个世界”里的他者空间。

　　这就是当下电视真人秀所竭力讲述的双重故事，一方面把野心勃勃的屌丝打回原形、毫无怨言，另一方面让土豪有恃无恐、无所畏惧，这恐怕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无知无畏的无意识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