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三周年研讨会 嘉宾龙永图致辞

     贵州卫视高端对话节目《论道》三周年研讨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高等院校电视电影学会、贵州电视台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辑部和贵州卫视《论道》栏目组承办，人民网传媒频道全程图文直播。

　　《论道》嘉宾主持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原对外经贸秘书部副部长龙永图致辞，以下是致辞全文：

　　首先感谢那么多传媒界的专家、学者都来参加讨论会，表明对这个节目的关心，非常感谢。

　　这三年应该说也很不容易，我也跟大家说良心话，中间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打退堂鼓，因为搞这个节目，我也知道媒体的辛苦，特别是每周都要播，像报纸每天都要出一样的，压力很大，不是自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深知搞媒体的同志不容易，又要正确，又要收视率，各方面都要考虑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没有贵州台白台、郎台的鼓励、支持，还有节目组同志的坚守，我要坚持三年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现在不是我自己安排日程，都是人家各个地方安排日程，我来选择。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惭愧，这个节目我花的时间也不多，我花得更多一点，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拿着稿子匆匆忙忙上场，连录节目之前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当然有时候我还是要做一些准备。说明很不容易。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或者我直接参加，或者是采取什么形式，我觉得这种高端的对话节目应该做下去，因为我们国家太需要了，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太快，经济上的发展太快，我们几十年，三四十年可以说做了人家几百年的事情。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做一百年的事情，是人家几百年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二三十年在做，快得我们简直都不可想象，经济上的发展非常快速。发展快当然是个好事情，发展快有时候我们自己挡都挡不住，经济GDP的发展速度太快，实际想慢一点，慢不下来，因为地方的积极性很强，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很大。

　　快的结果就是什么？人的素质跟不上去，社会的很多问题跟不上去，所以我们的社会发展严重地落后于经济发展，不管从社会的制度上，从人的意识上，人的综合素质上，上不去，出现了很多非常扭曲的现象，所以这些问题怎么办？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媒体，搞文化艺术的确实有非常大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弥补，减少这样一个大差距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动荡和对国际上带来的压力，我们因为发展太快，所以出现了一些相当大的一批土财主、土豹子、暴发户，我有时到国外去都不太好意思。比如说有一次在国际上到欧洲的飞机上，在头等舱，有两个大概是比较有钱的，我说他是暴发户，在打手机，那就像在他自己的客厅里面打手机一样，旁若无人，周围那么多人都看着他，他就觉得自己在客厅里面，讲一些黄色的笑话，大概对方是他女朋友，我就感觉丢脸，我听了五分钟、十分钟以后，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情况很丢人。到迪拜的机场上，一下拿到一大堆美元，放到桌上，你把你们最好的金项链全部拿出来，确实是财大气粗，我就随便举两个例子。你说小也不小，这些事情并不小。

　　还有些生活细节也不懂，比如喝咖啡，那个勺子是用来搅拌牛奶和糖的，不是拿着勺子喝，我们在机场上看到十几个人在喝咖啡，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人家一看你这个人没有文化。怎么弄？我们中国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综合素质。最近出的张悟本这些事情，其实完全不偶然，是整个社会的愚昧，有钱嘛，要养生，过去吃饭都吃不饱，养什么生？先把饭吃饱了再说，所以这都是吃饱了撑着以后搞出来的事情，说得难听点。

　　还有我们网上的观点。我对中国网络观点的质量是最不看好的。有一次一个日本外交官，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太好，日本驻华大使在跟我辞行的时候，一个记者说你们看一看中国的网络，我们网民对你们日本人是什么看法。这时日本驻华大使说，如果一个国家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是由网民的意见作为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参考，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外交政策，外交也是这样。

　　我希望我们宣传部门，今天金主任和张主任都在，跟上面反映一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因为现在电视的影响力很大，很多人什么都不看就看电视，还要看网络，而网络又是一大堆东西。网络不像电视一样，是经过像金主任这样代表国家在看着你，媒体谁看？网络谁看？所以这些问题很大，不要以为把《人民日报》，把《光明日报》这些大报管住了，把中央电视台管住了，就没有什么事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非常混乱，需要主流媒体来澄清，来引导，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时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不能够那边一边倒，这边没有声音，或者这边的声音讲出来，都是摆着一副架子，摆着一副面孔讲的。

　　《论道》这个节目可以办下去，有没有龙永图都可以办下去，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抓住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以后会是什么样，很令人担心，就像我们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很令人担心，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几十年以后可能成为我们背下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有一次我在一个全国的市长会议上讲，我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市长是建房者，下一代市长是拆房者，盖了很多垃圾房子，不符合人的居住条件，质量很差，这些问题很多。我觉得今天的成功可能埋下很多很多问题的种子，今天不是讲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很值得做，我希望贵州台把它继续做下去，我要有工夫就想做，怎么改革一下，让我自己不要陷进去。今天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论道》没有龙永图行不行？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做节目，包括像张颐武这些高人在，我尽量少讲话，我经常想如果我不在这个对话会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好，有时候有好多节目你们看看，我讲话并不多，我也想实验一下，如果这个话题好，嘉宾好，实际上我在不在都是问题不大的。现在唯一像金先生讲的，也许是一个气场的问题，我坐在那儿乱讲的会少一点，当着龙永图讲一些完全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事情，龙部长坐都坐不住了，因为我虽然不能当面驳斥，但是我忍不住会讲两句话，可能起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就是靠我的面子邀请嘉宾，我认为我现在起的核心的作用就是这个，我不在人家不来的，嘉宾资源非常稀缺，没有我人家不来，鲍尔森不和我对话，他不会来对话的，我不在，星云大师他也不来。所以你们讨论一下，内容很多，可以讨论的事情太多太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我想讲的。

　　第二个就是风格，我不想多讲了，我建议大家学习一下最近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讲的文风的问题，批评空话套话，在中央党校讲得非常好，多年没有听到那么好的讲话，确实我们现在的文风，我们讲话当中的套话太多，我们的教育，80后的教育，我们的效果不好，就是我们自己的文风不对，没讲到点子上，没有能够有一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讲。这一点，其实毛主席讲的，怎么解决对牛弹琴的问题，你讲的话人家根本听不进去。

　　宗教界昨天播了一个星云大师，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接触的，怎么样打破这样一些界限，打破了隔行如隔山这样一些界限，行业与行业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不同行业的人对话，可以触发很多新的思想，可以引起很多新的思考，比如于丹他们，他们和一些搞经济的人和搞外交的人谈，又发现新的角度，比如我和他们搞这些历史的谈觉得很有想法，需要电视界的，像白台来组织在一起。

　　最后我就想《论道》要发挥作用，在形式上还可以更加突破，体制上有些突破，今天是瞎讲，贵州台好多地方看不见，人家一听到是贵州台，就不播过去了，能不能和哪个有名的台合作一下？我不知道中国电视这个体制是怎么样的，合作办一个栏目，有没有这种可能。另外很多都采取外包的办法，经济上软件、机械制造都是外包，他们采取很多外包的想法，借助外脑，借助外包，我觉得还要加强很多研究的力量，比如我刚才讲的专门有两三个人天天关注网络，把网络上奇奇怪怪的思想收集起来，这种思想非要把它批下去不可，这样才能够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有些话，如果我在网上一讲，所有人都扑向我来了，你不好讲。但是我在电视上讲，有些网民他也找不着我，但是我至少可以澄清，向很多搞电视的人澄清很多东西。比如说专门有些人做研究工作，收集社会上的一些反映，我觉得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这个节目更加有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更多地为中央、为党宣传工作服务，为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服务。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也对媒体是外行，媒体的规律我也不太熟悉，所以希望今天的媒体人好好研究一下。

　　因为我大后天要到美国和法国去，还有好多事情，因为今天上班，好几个人在等着我，我就先走一步，就没有时间听大家的意见，包晓竹他们会给我转达，非常感谢大家。

　　我觉得作为媒体人，特别作为搞电视的，确实有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这个国家今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国，不在乎我们的经济实力，中国20年以后赶上美国，这是绝对的，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这一定是绝对的。但是我们的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能不能足以支撑我们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足以能够使我们中国在全世界不被人家骂是一个丑陋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无知的、愚昧的中国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比我们搞经济的同志责任更大，也许你们没有衡量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有所贡献。讲得不对大家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