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当：我们都是Click工人 任网络无偿剥削

      雅安·莫利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是法国左派学术杂志《诸众》（Multitude）创始人兼主编，他早年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移民、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转变，自1999年始，随着知识型资本主义和新经济的兴起，他发展出了一套关于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日前，布当在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就互联网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等问题，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在上海大学举行的“知识型资本主义里的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演讲中，布当结合新书《蜜蜂与经济学家》谈到了自己对互联网与政治权力结构转变之间关系的看法，“我喜欢把人类的生产活动比喻成蜜蜂式活动。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蜜蜂有什么经济价值？答案是，它们生产蜂蜜和蜂蜡，这些东西可以在市场上卖。但我们现在看，蜜蜂对我们最大的经济效益是授粉。没有蜜蜂的授粉，80%的果树不能结果。在美国所有蜜蜂每年所生产的蜂蜜和蜂蜡的价值只有1亿美元，但授粉产生的经济价值是350亿美元。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人类传统物质生产活动是生产有价值产品，这些东西一般在市场上销售。进入知识型资本主义之后，许多生产活动不再生产物质产品，而谷歌就是一个典型的‘授粉’公司，它把网络上的信息卖给其他公司，公司针对这些信息进行市场营销。这些互联网公司重新定义了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里，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赚钱；而知识型经济里，公司剥削人的创造性活动。”

　　按照布当的观点，如今的新型公司其价值与“授粉”相关，“传统意义上的公司，一定要支付劳动力，而谷歌的员工只有不到2万。每个用户都是工蜂，我们都是Click工人，任由网络无偿剥削。” 

　　在布当看来，知识型资本主义社会，权力与人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在传统的社会中，统治者总希望控制互联网，但在知识型资本主义社会，限制信息自由流动意味着失去授粉机会，即获利的机会，“这是个悖论，社会技术的进步把资本主义推到了新的一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在布当看来这一学说可能并未完全过时。

“政府应该把自己变成Google”

    对话

 　　东方早报：Google、Twitter、YouTube、Facebook之类的互联网公司已建立了庞大的全球信息数据库，这对民主社会意味着什么，是福音还是威胁？

　　布当：有人说互联网是军队发明的，但其实它是在大学诞生的，用途是沟通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学。当时使用互联网的还有几所加拿大的学校，所以，应该说在一开始它就是跨国的。虽然美国政府想要控制互联网，但互联网是很难控制的，因为网上的活动可以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

　　民主国家在立法的时候有个指导思想：法律是为大多数公民立的，犯罪的只是少数，是例外。但“9·11”之后事情颠倒过来了，似乎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守法公民倒成了例外。许多人甚至政府说Google这样的网站公布信息威胁了公众安全，这是错误的。如果你想保护自己不受恐怖主义、色情文化之类的影响，那么最好的措施就是社群自身，我把这个叫做盎格鲁－新教模式。17世纪有位法国国王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什么都不能出版，不能发行，不能印刷。”你可以叫它罗马皇帝模式，也可以叫他中国皇帝模式。但最好的控制来自邻居。最好的控制是这样的：人人都相互认识，人人都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在网上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控制，不是从上到下的控制。这是互联网的文化。

　　互联网是自由的，它强烈支持自由，它能对新的挑战做出回应，比如恐怖主义。如果你编了个软件，那么你就能控制源代码，如果控制了代码，那就会出现问题。全世界的军队，美国的、法国的，也许还有中国的，都批评微软，因为微软的源代码不公开，你不知道哪里藏着间谍软件或者后门。如果你使用微软的系统或苹果的系统，那么你就受到两个机构的监视，一是微软，二是获得了后门钥匙的政府。相反，如果用开源系统，那么人们就能检查它、修改它，价钱上也便宜好多。不公开代码的系统价格实在太高，不是发展中国家负担得起的，发展中国家有权不支付版权费用。“每台电脑都要有许可证”之类的规定会让你花上很多钱。所以互联网上的人喜欢创造自由。互联网上还有许多异见者。互联网是在美国诞生的，在美国有个政治传统，就是做个异见者，和政府对着干。政府是不受欢迎的，人民对政府是怀疑的，因为政府要打探隐私、控制人民，所以人民不喜欢它。开源运动的发起人和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人，他俩都是异见人士，觉得政府不该控制互联网。这是新教的一个传统。在中国也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不希望有人干涉互联网。互联网是不能被控制的。

　　早报：这些互联网公司建立那么庞大的数据库，甚至可以控制个人生活，这是否算是个虚拟的帝国？

　　布当：我不会说它是帝国，因为帝国权力很大，具有破坏性。现在许多人在网上工作、抗争、发明。这是块真正的新大陆。也许公司和政府想征服这块大陆，但难度很大。

　　早报：你刚才讲到了互联网信息的免费使用，但那对传统的版权制度产生了冲突，传统版权制度是否面临着危机？

　　布当：的确，版权制度面临着危机。版权或专利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式的解决方法。但现在，我们已经处于信息和知识的时代，是知识型资本主义的时代，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既使用数字设备，又要保护版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政府想要限制互联网，但互联网和自由相连，限制了自由就是限制了互联网的创意。如果你限制了知识的传播，你就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取消版权保护也不一定会消灭文化产业，举例来说，出版人把出版物的一半放在互联网上供读者免费下载，反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以前只能卖1000本，现在有10万人来下载，如果其中有1％、2％、5％的人有兴趣购买，那你挣的钱就比以前还多。如果知识能扩展到数百万人中，就会造成社会的变革。

　　早报：实际上像Google、Facebook这类公司，它们依赖于每个普通用户的使用才能生存，我们在免费使用服务的同时，也在免费为它们提供信息。你认为这是种新的剥削吗？

　　布当：确实是这样。我在新书《蜜蜂与经济学家》中是这么写的：以前，政治经济学对能在市场上卖的东西感兴趣。你的价值是什么？“我是家大公司的经理，本公司每年盈利1亿美元。”那你很棒。“我是在街上卖小东西的。”那么你什么都不是。评价标准就是这样的。从前，人们在为市场提供产品和劳务，仅此而已。蜜蜂有授粉的价值，人同样也有“授粉的价值”。在美国，蜜蜂在授粉过程中每年创造350亿到500亿美元的产值。现在有了网络和数字设备，你就能收集上网的人采的花粉了。Google的优势在哪里？它只有1.9万名员工，而通用一个厂就有上万人。可如果你对比两家公司，会发现Google提供免费服务，它给你Gmail、Google earth、Google scholars，全都不用付钱。在法国，Google的市场占有率是90％，美国都没那么高。Google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同时也在让用户免费为自己工作。每秒都有1700万个网民在为Google点击。这就是它比通用优越的地方。你可以观察一下蜜蜂，它们并不是有意去授粉的。它们只是在为孩子觅食而已，花粉是副产品。有了数字设备，你就能实时把握人们编织的网络，这就是我所谓的“知识型资本主义”，它让资本主义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和服务进化到了“授粉”的时代。这么做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能向你提供更多可能性，还对大家都有帮助。

　　我常对政府发表关于Google的意见，我每次都建议，政府应该把自己变成Google。也就是说，Google提供的服务必须是面向公众的、免费的。这样才能确保用户的个人资料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Google和社交网站占领了一个空位，这个空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共服务没能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