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与《红旗》杂志打官司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

　　当时，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极为赞赏，感触尤深。他叫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自然想到了谭震林。

　　谭震林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几十年来，他跟着毛主席浴血奋战，戎马倥偬，历尽艰险。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幸存者已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谭震林接到《红旗》杂志的同志预约的电话，欣然回答：“好呀。来谈谈吧。”

　　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红旗》编辑部的同志，一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是想请谭震林写一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故事，而不要涉及理论问题。

　　可是，谭震林早已站在批评“两个凡是”这一边。他严肃地对来者说：“如果不写理论问题，找我写干什么？什么人都可以写嘛！你要找我写，我就要写理论问题，不仅要写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写大理论问题，要写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井冈山的实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他口若悬河，入情入理向来者一连讲了3个小时。

　　来人将情况反映到编辑部领导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还是由他按自己的意图写吧，反正文章要经中央领导审查，由领导把关。”

　　谭震林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重要的文章自己亲自动笔，不要秘书代劳。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谭震林无暇到北戴河避暑。他独自关在房子里，从题目到内容，几经修改、斟酌，他终于写出了文章初稿，于10月下旬送到《红旗》编辑部。

　　编辑部看了谭震林颇有分量的文章，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又给《红旗》送去了呕心沥血的修改稿，还郑重其事地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恰恰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以突出真理标准问题，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他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如谭万一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

　　谭震林沉思片刻，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两口，吐出一串长长的烟雾，然后坚定地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么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

　　停了片刻，他望着对方，又强调一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红旗》的同志也知道谭震林的性格，他认准的事，谁也别想改变，何况他的态度如此明朗。再向他解释，也无济于事。因此只好说回去向领导汇报。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来找谭震林！”送别时，谭震林又补充了一句：“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就是我的观点。”

　　后来，他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红旗》杂志的领导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于是，一场“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红旗》在送审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这篇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还在稿子空白处写了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之后，李先念得知邓小平的态度，便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随后在稿纸上面挥笔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陆续送到《红旗》杂志社。杂志社负责人又向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请示，汪东兴见那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态度，只得同意刊登。

　　于是，这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

　　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