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出版业的低碳出版

　　经济的增长，使得全球的资源压力、环保压力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提出的经济方式转变，是解决此矛盾的有效方式之一。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其重要性，倡导之，鼓励之，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资金上予以扶助。在全球已达成发展低碳经济共识之际，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正式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同样，出版领域也存在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出版业作为一个资源和能源消耗密集型产业。近三十年的高速运营，在出版单位增加的前提下，出版品种、出版印数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数字。年出版品种2009年更是达到了27万多种，出版总量达67亿册，年产值逼近万亿元大关。与出版业密切联系的广告业也是如日中天。

　　事实上，我国低碳出版的概念早已开始践行：从最初号召全民读旧书、借读书、换书读等一系列“环保阅读”活动开始，至2008年，弘文馆出版的少儿环保读物《阿米》，就直接以“中国第一本由100%再生纸印刷的环保图书”为宣传卖点；张抗抗、杨红樱、李银河、冯永峰等作者签署了《作家爱森林宣言》，成为支持绿色出版的成员，再发展到2010年，“环保”成为与“孔子、上海、中国当代艺术”并列的年度英语出版界四大中国主题。然而，国内出版业开始步入“绿色出版”时代的道路仍不清晰，“绿色出版”的概念并未普及。

　　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前景看好。但出版繁荣的背后，隐患重重，危机重重。一方面众多品种之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具有社会效益者未必能出版，大量没有文化价值者充斥市场。一方面市场上一些专精特品种无法进入流通渠道，而大量图书积压库房，甚至从印刷厂直接转至造纸厂，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有人甚至戏言之：一排大树倒在库房里。

　　就有关推行绿色出版的问题，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齐峰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齐总：您在最近撰写的《倡导绿色出版 转变发展方式》一文中，提出了绿色出版的理念：“绿色出版是针对粗放式出版提出来的，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立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文明型、节约环保型的编辑出版形态。”并认为应从 “绿色内容”、“绿色材料”和“绿色产业体系”三方面着手建立“绿色出版”。请谈谈您是如何解读“绿色出版”概念的？

　　齐峰：“低碳经济”的脚步越来越近，在全面推行绿色出版之际，营造绿色文化环境已然成为发展绿色出版的前提。“绿色出版”包含的内容很多，它是对传统粗放式出版的纠正与改善，其核心理念是以经济、文化与环境的和谐为目标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出版形式，是出版产业为适应环保低碳、生态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本报记者：作为新型业态，数字出版是绿色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颇为热门的话题，您对此是怎样解读的？

　　齐峰：数字出版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这一新兴的无纸化出版，带来的不仅是阅读媒质、阅读方式的转换，更是编辑内容、编辑手段的异样。它使出版的传播渠道通畅，速度加快，区域扩大，成本降低。新兴的出版理念应是：数字出版也是出版，且是绿色出版，点击率也是阅读率，且是有效阅读。

　　本报记者：您认为现在的低碳图书市场的状况如何？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展开工作？

　　齐峰：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曾对国内2009至2010年两年中有关低碳图书销售的数据作了调查，结果表明低碳图书动销品种数显著增加，图书销量大幅上升。然而就在各界欣喜环保图书出版大有可为之时，有人认为，由于环保图书的宣传普及作用尚未获得足够重视，我国环保图书还未真正改变其弱势地位，很多环保图书的出版发行上存在着发展困境，比如类型题材比较单一，通俗普及读物偏少，问题针对性不强，内容难以兼顾知识性和实用性等等。目前，环保图书仍处于“叫好不叫座”阶段，这就导致了不少出版社对环保话题缺乏兴趣，对培养长期市场缺乏耐心。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须更新观念，转变思维模式，树立绿色出版的理念。

　　本报记者：“环保印刷”已开始推行，但还较为缓慢。有关方面应如何在加快“环保印刷”的进程予以扶持？国外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借鉴？

　　齐峰：“环保印刷”是传统出版进行绿色革命的重中之重，涉及环保型印刷材料、环保油墨、环保印刷工艺等几个方面。以水性油墨和UV油墨为代表的环保型油墨由于成本较高，使得广泛应用暂不可能实现；但成本较低的大豆油墨已在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地普及，在我国的应用却寥寥无几。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纸张消费国，但目前国内出版界并未大规模采用再生纸、循环纸来印刷图书。有人认为是“材料”革新遭遇了人的惯性，甚至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扰；有出版单位甚至担心新的环保材料是否真正环保，并会对印刷成本和质量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在加快技术研发的同时，应在政策上、税收上对其予以扶持。

　　本报记者：部分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早在2008年确立，至此，教材循环使用已进入“规定动作”期。可以说这一动作早已为绿色出版的践行跨出具有极大意义的一步。然而，对于教材循环政策依旧存在着诸多争论，甚至许多业内人士指出，教材循环使用到底能给国家减少多少资源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对于此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齐峰：以往，我国大中小学的教材基本都是一次性的使用，绝大多数课本的使用寿命为半年而已。所以每到新的学期，都有大量使用过的旧教材被当作废纸回收，更有一部分被直接扔进垃圾堆，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据悉，我国每年生产中小学生教科书所费纸张，需砍伐900多万棵大树。而时下的教材制作，纸张越来越好，印刷越来越精，价钱也越来越贵，若只被一次性使用，其造成的浪费与损失也会越来越大。按照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和做好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从2008年春季开始，一些省市已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教科书实行循环使用，虽说出版单位的经济收入会有所减少，但却利国利民，既能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又能有效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还能在教材循环使用过程中培养学生为他人着想的意识，增强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

　　本报记者：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实行节约出版的问题，在此可否重点予以诠释？

　　齐峰：在提倡再生纸使用等有形环保的同时，更应倡导无形环保的大旨。比如优化出版品种，减少豪华本的设计。图书出版机构目前存在两种市场导向：一是大块头地推出一些印刷精美，制作精良的高档读物；二是频繁地推出流行图书，争上畅销图书排行榜。前者被大众需求排斥，呼吁多出一些内容过关，但印刷包装不是那么豪华的“平价图书”。后者是读者一哄而上地购买，但读过一遍后便懒得再去翻动，最后以几角钱的价格进入废纸回收站。节约出版、简约出版曾是国内出版界很好的传统，今天仍值得提倡。再者，随着印刷手段的普及化、多样化，按需出版成为可能。再者，加强网络书店的建立。发展网络书店，既是形势所逼、市场所迫，也是读者所向、环保需求。网络书店乃电子商务体系一部分，其依靠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在线交易，品种精选，全场库存，配送快捷，交易方便。更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与读者的互动，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服务更加个性化。其既可免去实体书店的运用成本，又可提高效率。

　　本报记者：何谓低碳阅读？

　　齐峰：低碳阅读被理解为以“无纸阅读”的“电子书”及装帧简朴的低碳读物为主的新型阅读方式。“低碳经济”背景下，网络阅读与绿色阅读已日渐成为现代人越来越接受的读书方式。而电子阅读器，凭借超薄轻便、可弯曲、超低能耗等特点，更成为人们阅读文字的首选载体。但无论何种阅读，其前提是健康阅读。避免内容污染是出版人的天职，即以先进的文化引导人、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的具体实施。内容为王，内容乃出版首要，也是出版存在的前提。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了，但这里还是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

　　本报记者：提倡绿色出版，作为出版环节的生产者，出版人该如何行动？

　　齐峰：塑造绿色的出版产业是提升我国公民环保意识、实现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为公众灌输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理念的同时，出版人须从自身做起，树立绿色出版观念，躬行绿色出版实践。绿色出版于国有功，于民造福，也是解决自身发展的一剂良方，于己也有益。绿色出版是绿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谢谢您接受本报的采访！希望媒体出版业与广告业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