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构建电视舆论空间的“生态平衡”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结合他所经历的“十年新闻改革的探索”，专门探讨了电视如何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空间问题，认为“有太多的例证足以说明舆论建设是怎样地推进着法律的完善，促动着制度的建设，呼唤着道德的回归；同样多的事实也足以说明，这些进步是怎样形成着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舆论生态环境’——毕竟，舆论的力量要通过舆论之外的力量去表达”。在类似的表述中，说明像孙玉胜这样的一批电视人始终关注着“舆论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整体性联系，并试图通过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以寻求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平衡的真谛。

　　“舆论”与“社会”的动态平衡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就把社会比作有机体，认为社会便是一个由不同系统构成的动态平衡体系。进入现代社会，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也把整个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体，指出传播活动对社会生存和发展具备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关系和传承文化。在今天的资讯社会，由于大众传媒地位的日益彰显，新闻传播更被列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越来越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受到瞩目；它通过舆论发动，进行连续、反复的“宣示”活动，促进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传布社会共同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价值观，凝聚社会的各种力量，融合社会的各个阶层，以维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在新闻传媒与社会的关系上，历来就有“社会中心”和“传媒中心”的论争，前者强调社会对传媒的宰制作用，主张传媒服从于社会大系统，而后者则突出传媒的主体性，认为传媒是一种独立的“公共权力”，行使监视、预警和其他传播职能。在我国的政治和文化观念中，也历来把新闻传播看做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子系统，共同维护社会生态的“大系统”的运行。孙玉胜持相同的观点，认为 “社会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新闻舆论）的发展达到相互协调、共生互动的良性关系，任何单方面的突进和滞后，都会首先使自身陷入险地，反过来也会使社会发生动荡，失去平衡。在这方面，国内外均有事例可以证明。”在他的表述中，社会生态平衡是“大系统”的平衡，是大局观，无疑处于优先地位，而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新闻舆论）则从属于社会生态的“大系统”，是这个结构体系中的“子系统”、“生态场”。鉴于新闻媒体所处于的“舆论中心”地位，就必须着眼于维护社会生态平衡的“大局”，正确把握舆论基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子系统构成“相互协调、共生互动的良性关系”，这是保证政治正确的基本要求。

　　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态的关系，不能肤浅、简单地理解为“配合”关系。新闻媒体还具有“舆论发动机”的职能，它必须随时关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改革”因素，形成推动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因此，新闻传播的“主导舆论”并不是保守的、毫无作为的僵硬“说教”，而是积极呼应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场”变革，形成动态平衡，传播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建设性舆论。这在孙玉胜的表达中便是：“一个文明社会，包括发布舆论的媒体自身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都应该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这样的舆论环境才能为社会提供冷静的思考，提供思考的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一种‘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观点服务的片段事实。”

　　理性的平衡从媒体开始

　　鉴于我国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缔结的“共生互动”关系，以及传媒在舆论生态场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因此构建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传媒环境”就显得异常重要。在现代文明社会，正常的、有活力的舆论生态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理性”的社会和谐，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舆论环境，而这一份理性的平衡仍应该是“从媒体自身开始”的。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重点以央视“新闻改革”为透视点，深入探讨了电视传媒与舆论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阐述他们是如何在不断调整中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改革的进程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保持协调与适应。新闻改革的单独推进不仅会使社会失去控制，而且最终也将使新闻改革的探索变成没有根基、缺乏后援与呼应的‘孤军’，最终倒退和失败。如果不幸出现这样的败退，社会在此结果上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而新闻改革要想突破这样的平衡重新寻求改革的契机，空间会更小，难度会更大，时间会更长。”这样有“深度”的思考，当然自有其历史背景，它既出于对20多年来中国新闻改革实践的反思，也是基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以及“增量民主”（俞可平）的推进，而作出的理性思考。我国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缔结的特殊的“共生互动”关系，内在地要求“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平衡，“新闻改革”与“政治文明进程”伴随推进，任何一个新闻舆论“点”上的单独冒进，其结果或许与最初愿望适得其反，甚至背道而驰。

　　有学者曾经用“随动”一词，形容中国传媒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敏感因应”与“积极跟进”状态。仅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为例，也大致能反映在领导、百姓和舆论之间合力形成的“生态场”的制约下，仍能“有所作为”的艰辛探索。作为新闻改革标志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等著名栏目之所以能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品牌”，正是因为它们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大局、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相协调统一的。比如舆论监督类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其舆论监督的深度和力度，就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道德建设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为舆论监督力度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又直接将那些违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要求、不遵守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置于舆论监督的阳光之下，“媒体在实现自身监督职能的同时，也在帮助社会完善着其制约机制，在同步实现着公民的知情权——这样的实现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呈现，也是一种自我“品格”的直接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原主编中马清福在《报业的活路》一书中，指出现代“报纸的效力”来自于三个方面，那就是：有益性（是否有意思，有用）、言论性（是否有明显的观点主张，是否发挥监督权利的作用）、影响性（对舆论的形成起了多大作用），这三者是构成其为“报纸”的标准。电视传媒同样也有自身的“效力”，它在形成与社会生态平衡以外，也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有益性”、“言论性”和“影响性”等方面的潜力，并以媒体的自律、对观众诉求的理解与对新闻正义的忠诚，塑造和呈现自己的品格。如果说外部的平衡，是出于对生存环境的理性思考，那么内部机制的平衡，则构成电视传媒的一种“活力”，它们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节目、通过长期的栏目运作体现出来。显然，电视的理想境界是，与外部环境平衡，同时又能释放出自身强大的“效力”，这才是现代传媒的文明生存方式。

　　构建电视的舆论生态平衡

　　在舆论生态场中，新闻传媒处于舆论的中心位置，担负着发起、形成和引领的作用。尽管在网络时代，社会舆论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已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但时至今天，电视作为第一大众媒体的基本现状并没有改变，它对舆论生态构成的强大影响也没有改变。尤其是作为国家级大台的中央电视台，其在舆论传播的突出地位尤为明显，例如CCTV“新闻联播”节目，每次出现主播新面孔，即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议论，足见央视新闻对舆论生态具备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如何实现“舆论生态平衡”，确实是电视人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如前所述，我国的新闻传媒与社会政治生态是一种“共生互动”关系，那么作为“舆论监督”类节目，因其与其他社会生态场域的紧密关联，以及新闻运作本身的敏感性，就格外引人注目。在我国，新闻传媒并不具备西方传媒作为“第四权力”的性征，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传播者”、“解读者”和“引领者”，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将自身置于整个社会生态场中考虑问题，其主要的“着眼点”也就是“平衡”。所以孙玉胜认为：“电视新闻改革，特别是其中舆论监督类节目能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平衡’的结果。” “改革”与“平衡”始终、并将长期是电视人必须面对的矛盾和张力。当然这里所说的“平衡”，并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摒弃新闻传媒职责的“妥协”，而是对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态场的综合掂量思考后的“统筹”，同样应看做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下的“有所作为”。

　　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政治家办报”，如果通俗地理解，主要也是基于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系，强调处理新闻要讲究“艺术性”。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中，“艺术”一词，从来就包含一种价值理性，隐含着一种讲求整体性、关联性的生态思维，而“平衡”就是所谓“艺术性”的重要一项。孙玉胜也明乎此道，经过较长的电视传播实践与探索，找到了新闻运作中的“平衡”规律，也就是“艺术性”。他认为在电视新闻方面，舆论生态的平衡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结构中的平衡”，即着眼于新闻生态场域的各个要素配置，形成一种总量的平衡，“不同选题内容在播出总量上既无‘不及’也无‘过’，它是一种在调度中实现的控制的艺术。”根据电视同行以及自己的实践经验，他还特别总结出“选题均衡分布”的原则、“选题的季候特征”的原则以及“频道划分的生态链”原则，这些思考体现出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电视人从社会舆情、观众反馈和电视传播规律出发，积极探寻“内容平衡”已达到的深广度，反映了电视审美的主、客观的统一；二是“动态中的平衡”，基于社会生态场的宏观视野，认为电视的功能和效应必须与社会的变动、群众的期待以及观众接受中的心理形成“动态平衡”，它需要冷静判断、敏感捕捉和操作到位，否则将欲速则不达；尤其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躁的。新闻改革不能逾越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与进度。简言之，就是审时度势，舆论监督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在大环境大背景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选择中的平衡”。新闻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选择学，选择中的平衡，在孙玉胜看来就是节目对事实的选择，以及这些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关系，重点要准确把握电视的“述”与“评”的关系。鉴于此，他提出要“多报道，少评论”，这也体现了新闻选择中的平衡。同时，要考虑到电视媒体的“放大效应”，报道特别是批评监督类报道，如果过于集中某个地区、某个行业，就可能形成一种整体评价，形成“整体否定”的后果，这又提醒记者不能“盯住一个地方不放”，这又是一种选择中的平衡学。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孙玉胜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舆论生态平衡的观点，只能看做是探索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同样可以作进一步讨论和完善。一是他在阐述舆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系时，较多地强调了一种“从属关系”，稍稍忽视了新闻媒体在舆论建构中的独特作用——也就是根据社会生态的变化，以传媒的敏感回馈引领舆论生态，超越“平衡”以求“点”的突破，最终找到两者之间新的“平衡”——如此，也就必然强调“协调”、“平衡”，而弱化媒体舆论的议题建构和思想引领的功能；二是过多地强调了新闻传媒对客观现实的“随动性”，忽视了新闻传媒作为社会雷达的预警作用，尤其把电视的节目内容、季候划分、频道设置等传播特性，完全与自然界中的生态规律等同看待，难免也有削足适履、弱化媒体主体性之嫌，因而新闻传媒的“有所作为”也必定是有限的；三是没有关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的舆论生态变局，以及传媒之间的“间性关系”也在此消彼长，如果着眼于这个“舆论生态空间”，那么我们认为，电视媒体倘若只是一味“随动”而忽视“主动”，那么必然造成主导舆论的“被动”，从而使舆论引导“空洞化”，甚至电视传媒的平衡功能也无法发挥出来。

　　正如自然生物界中的生态平衡，是经过了漫长的自然演化才臻于完善一样，社会生态及其子生态场的平衡的实现，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就更有赖于人们长期不懈的努力。“生态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赋予现实的一种理想，一种理性建构，舆论生态建设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孙玉胜从电视新闻与社会生态的关系出发，探讨理想的舆论生态平衡艺术，无疑可以看做是一种艰难跋涉，它不是平衡的终结，而注定是出发和开始，有待电视人和理论工作者积极探寻，而目标则是构建“和谐社会”主题下的“舆论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