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期刊评选分析法学、法治和国家软实力

　　近日，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2013年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评选结果正式公布。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在两个等级评选结果中分别入选350家和110家学术期刊。不过，因以法为业，不免大失所望的是，这份榜单上没有一家法学类期刊入选。

　　入选人文社科类期刊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考古学、历史学、人口学、语言学、社会学、外交学、体育学、教育学等领域。从数量上看，入选期刊数量逾百家，不在少数。从质量上看，入选期刊也说不上都是极高标准。因为入选期刊的最低国际影响因子最低为0.011，最低被引用频次也仅为21次。这样的标准下，无一家法学类期刊入选，可以想象，国内法学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之低，甚至基本可以说根本谈不上任何国际影响力。或许有人认为，入选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及几家大学学报社科类版中包括法学学术成果。但细想来这只是一厢情愿，沾了“综合”的光。就好比NBA赛场上拿到过总冠军戒指的那几位中国球员一样，没怎么打过比赛却沾了别人的光，总归会有点不好意思。

　　首先想到的是法学。中国法学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恢复与发展了30年，然而还没有摘掉那顶“贫困”，甚至“幼稚”的帽子。是否有享誉世界的法学院，蜚声国际的法学学者以及倍受注目的法学学术期刊，都可以说是作为一国法学影响力的标志，现在对此无法自信地给出答案。不过，中国并非未曾有过这种法学的辉煌。民国时期“北朝阳、南东吴”两法学院曾竖起民国法学大纛。吴经熊、居正、萧公权、王宠惠、史尚宽等法学家也曾富有盛名，并有与世界著名法学家直接对话的能力和经历；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燠等司法官员曾在东京审判的历史舞台上有精彩的表现。而今日中国法学尚处于对“范式转换”或“本土抑或移植”等话题的关注之中，邓正来先生当年引起的关于“中国法学何处去”的话题今天依旧悬疑如初。举其弊端，学术话题和研究方法多是捡拾西方牙慧，缺少对国内司法实践发现真实和问题的能力，学术成果与司法实务日渐疏离。弊端落实至国际影响力缺乏之原因，一是学习多而反哺少，且对理论生吞活剥，忽视制度背景与社会认同，缺少与国外学者对话能力；二是对本国法制现状及资源关注较少，且不能深入，无法借助本土特殊法制视角提供独立于个性化的学术观点，因此不受国外学者关注。中华法系被认为是世界主要法系之一，在这种法系的制度背景基本已经荡然无存的时代，中国的法学能否重新具有以及如何具有吸引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

　　不得不想起法治。法学之发展无法脱离国家的法治现状，就像法律从不会脱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谁也不会幻想在朝鲜或伊朗能有杰出的法学或良好的法治产出。对内来说，法治是一种治理方式和制度追求，对外，法治则是一种国家实力，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国际间诉讼活动约定管辖法院或准据法适用的选择就是国家法治实力的体现，而当前现状显示我国于此有待提高。法律职业群体的专业化也是法治现状的集中体现。美国、德国等有众多学术产出丰富的法官。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界也产出大量学术精品，其中以法官和律师为突出，如公开发布的大法官意见书备受瞩目。而相比之下，国内司法官专业化程度不足，从无法律职业和知识背景者担任大法官、大检察官的现象并不鲜见，国内法律职业群体也极少产生学术精品，法院裁判也极少说理，且论述缺乏深度和专业水准。法律职业群体的素质是国家法治影响力的个体基因，是法治实力和魅力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这份榜单上“匿迹”的不仅有法学期刊，同等命运的人文社会学科还有哲学、文学、新闻学等。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在制度、思想领域的学术研究极少国际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从未向世界输出思想。这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Soft power）不足的表现。国家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美国人约瑟夫说：软实力是一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从而能够将资源转化为力量，以取得所期望的结果。很难想象，一个不能左右世界的“脑袋”，而只是在经济实力上做文章的中国能够真正崛起，能够实现“复兴”。

　　在改革和发展中作为落后的一方，中国不可避免地学习和接纳西方知识、文化、制度。然而，与此同时，发现自己，实现自己，并依靠这种实现反过来影响世界，应当是进一步的目标。这种思路也就是评比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初衷之一。不过在榜单上，不应仅仅关注看到了什么，还该关注没有看到什么。法学，就是没有看到的那一部分，而且也许是最为薄弱的那一部分。

　　由此可见，学术期刊评选要更加广泛而全面，并加强对于法学方面的重视，建设好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更多观点请继续关注广告买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