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成网络传播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近年来，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传播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从2008年的“打酱油”、“很傻很天真”、“做人不要太CNN”、“俯卧撑”到2009年的“躲猫猫”、“欺实马（70码）”、“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被……”，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并在公众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网络流行语是由网民创造或积极传播的，迅速风靡于网民之中，进而被多数网民认可、接受并使用的语言。网络流行语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一般网络用语。主要是以象形、谐音、比喻、缩写等方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的词汇。如互联网诞生初期人们对某些网络名词的形象化表达，像“斑竹”、“大虾”、“菜鸟”等。近两年出现的“雷”、“山寨”、“囧”、“杯具”等词语也可以归入此类。第二类是网民自创、流传甚广的网络俏皮话，如“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等，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某种社会情绪的蔓延，体现了网络大众文化的特点。第三类是基于社会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流行语。如“躲猫猫”、“欺实马（70码）”、“俯卧撑”、“楼脆脆”等，是网民在对公共事件进行自主解读之后创造出来的词汇。本文分析的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第三类。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特殊话语

　　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创造的一种特殊话语，其本身包含着复杂的意义生产和含义建构过程。费斯克认为，话语是“一种被社会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或再现系统，以赋予和传播一整套有关某一重要话题的含义”。后现代思想家福柯也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生产赋予事件以特定的含义，代表了话语生产者的态度和主张，是权力的体现。网民从网络媒体中获得强大的话语生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媒体一贯拥有的话语霸权地位，在传统媒体话语之外，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网络流行语无疑是这种网民自主话语的集中体现。

　　在前互联网时代，大众传媒占据着话语生产的主导地位，向受众输出话语以灌输某种意识形态。囿于传统媒体有限的交互性，受众缺少便捷的话语表达渠道，声音十分微弱，更多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同时，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更多限于个体层面，较为分散，未能表达出来的话语在舆论中呈现隐性状态，难以产生实际效果。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使网民有机会自主生产话语，充分彰显解读信息含义时的“受众力量”，参与信息含义的构建。网络流行语就是网民作为话语生产主体自主创造出来的意义符码。这种意义符码的影响力从个体层面蔓延至群体层面，形成热点舆论，并影响大众传媒。例如，在“瓮安事件”中产生的流行语“俯卧撑”，反映了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同时也表达了对地方政府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信息发布迟缓、不全面的不满。而这一词语也进一步引申为“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置身事外”、“做立场中立状”等含义的代名词，在一段时间之内，其出现频率之高，适用范围之广，堪称“俯卧撑帖遍网络”，蔚为壮观。

　　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解码与编码

　　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提出电视媒体话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他认为，电视节目的传播者通过具有明示和隐含意义的符号构建讯息，并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对讯息进行选择性编译。而电视节目的接收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视野，通过变通或对立的解读来抵御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理论虽为电视而设计，但也适用于其他的大众媒体。霍尔的理论肯定了媒体内容接收者的能动性，即编码后的讯息并非常常等于译码后的含义。接收者可以不按编码者的设想和意图来进行解码。

　　如果用霍尔的理论来对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进行观照，就会发现，网民在创造网络流行语的过程中，集接收者与传播者的角色于一身，同样经过了“解码”与“编码”两个阶段。网民在接收到关于某一社会公共事件的信息之后，会根据自己的某种观念、经验或框架对信息的要素进行再组织，即对信息进行“解码”，再将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用特定的话语表达出来并在网络中以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播，即“编码”。当这一特定话语被广泛流传并在网民中引起共鸣的时候，网络流行语就产生了。网民会在各种场合提及这一特定话语，也会在类似事件中套用这一话语，网络流行语的强大舆论效应由此形成。

　　霍尔曾提出三种解码假设：“支配—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他认为，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支配—霸权立场”假设受众会按照传播者的意图来解读讯息，传播者的传播目的能得以顺利实现。“协商立场”是受众在解读过程中，既对传播者“赋予”的意义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又会自主引申出原编码之外的意义。“对抗立场”是受众根据自己的认知与经验对于讯息进行重新诠释，使解读出来的意义与编码者想要传递的意义完全相背。文本解读是一种社会谈判过程。在网络流行语的形成过程中，网民对讯息的解码方式更倾向于“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这两种解读方式蕴含着强大的话语生产动力。正是因为网民无法完全认同传播者给出的讯息及为讯息赋予的含义，才迫切需要表达出自己的话语，并试图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2009年发生的“杭州飙车案”中，网民对警方给出的关于肇事车辆速度为70码左右的说法表示质疑，并展开热议。“70码”随之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根据其谐音，网民还创造了“欺实马”这一“新物种”，用来讽刺欺骗诚实大众的行为。而该事件最终的调查结果与网民的舆论监督是分不开的。又如“华南虎事件”中产生的“周老虎”、“正龙拍虎”两个流行语，是网民在对事件进行解码之后的重新编码。在荒诞的社会表象背后，网民看到了因利益驱动而蓄意造假的实质。这两个流行语被用来评价类似的通过造假来愚弄大众的现象。

　　网民创造网络流行语的动力
　在对传媒话语生产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话语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那么，网民在创造网络流行语时，其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网民争夺话语权的需要、网民心理情绪宣泄的需要是网民创造网络流行语的两大主要动力。

　　首先，网民争夺话语权的需要促使网民热衷于通过话语表达来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判断和评价。在传统媒体的格局中，话语权通常掌握在传媒或精英阶层手中，媒体倾向于用预设的框架来反映现实，体制内的约束和相对刻板的报道模式有时会使真相无法得到完全的展示。当新闻事件被置于网络媒体中，网民的自主解读和话语生产打破了传统媒体或官方机构对事件的单一阐释，两者形成话语权的争夺，促使事件的本质和真相尽快得以呈现。在“躲猫猫”事件中，网民将矛头直指事件的荒谬之处，表达了对公权机关的质疑，对媒体与官方形成了舆论压力。网民通过争夺话语权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被掩盖的真相重见天日，规范和约束了权力的运行。

　　第二，网民心理情绪宣泄的需要使网络流行语成为网民表达“适度愤怒”的出口。任何一种话语的制造和意义的生产都隐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网民有强烈的表达欲望，网络流行语无疑是一种相对曲折、隐晦的评论话语，它是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情绪的折射。在现实社会中，利益分配的不均、社会阶层的分化、公权力的滥用、社会公德的缺失、民众权利的被漠视，都会使民众产生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借助某些社会公共事件，网民用简洁、俏皮、诙谐、调侃、戏谑的语词表达“适度的”愤怒，代表了一种“温和的”、“非暴力的”轻微呐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疏通和化解社会负面情绪的载体。例如2009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被……”被网民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情境当中。该话语的出处是最初发表在天涯论坛当中的一个帖子《应届毕业生怒问：谁替我签的就业协议书？注水的就业率！》，作者“酱里合酱”说道：“我就业啦，就业啦，太兴奋了，而且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就业的！”于是，“被就业”一词诞生了。之后，类似的词语如“被自杀”、“被代表”、“被自愿”、“被捐款”、“被增长”等多种“被……”词语在网络上流行起来。一个简单的“被”字，道出了网民在面对某些社会现象时的无奈和愤怒，也揭示了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

　　当然，除了上述两大主要内在动力，网民张扬个性的需求及网络草根文化崇尚娱乐至上的特质同样是网民创造网络流行语的动因所在。

　　网络流行语是网民自主参与传播意义建构的一种话语体现。它对单一传媒话语产生制衡作用，有利于社会信息传播朝着更加透明化、公正化的方向发展。它通过实现某一意义的大范围共享，对传媒及官方机构形成舆论压力，使某些社会公共事件的内涵得以突显，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权力的运行进行了监督。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网络流行语中存在的对社会事件的“过度阐释”和“话语狂欢”现象，这削弱了网络流行语的积极意义和传播价值，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